俞晓群

这几年做出版，不管多难，每年总要为出版人出几本小书。刘杲、沈昌文、钟叔河、朱正……从前辈做起，一本本做下去，直到同辈、晚辈，了却我一点承继与存留的愿望。

陈昕先生的集子，我当然想做。因为在这个变革的时代里，我始终认为，陈昕先生是一位标志性的人物，是我认同的角色。现在真的拿到他的书稿，我认真翻读，兴奋之余，细细思索，心底里涌出一些敬畏的情绪。

其一是他的理论水平。陈先生虽然身居要职不少，头衔不少，荣誉也不少，但以我听闻，行家们对他最多的肯定是“出版家”和“出版理论家”。从经常见于报端的大块文章，到一本接着一本的著作，观其内容，都不是应时的笔谈，而是实实在在的学术论说。比如《中国图书定价制度研究》，是他集调研、实践与理论分析于一体的理论著作，也是国家立项专题研究的项目。

还有《中国出版产业论稿》，其中许多论点独树一帜，敢说真话，敢亮自己的观点，十分难得。此书出版于二零零六年，那时正值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做得风生水起，身为老总的陈昕先生自然很忙，但他应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之约，从自己一百万字的文章中，选出四十多万字成书，确实厉害，也让我感到惊奇。此类实证性、学术性的书是很难写的，他的时间何来呢？是天赋，是勤奋，是三十年的积累？环顾出版业内，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面对这些，我怎么会不产生敬畏的感觉？

其二是他的资历。我第一次见到陈昕先生，是一九九五年。在刘杲先生倡导下，中青年编辑研究会成立，胡守文先生任会长，陈昕先生任副会长，我是委员。成立会上见到他，四十几岁的人，面上的印象是稳重，谦和，寡言，目光中的傲气却掩饰不住。不久“中青年编辑论丛”出版，陈先生的《编匠心集》收入其中，读后我立即感到，虽然我们的年龄相差无几，他的出版经历之丰富，认识之高远，却远在他的同代人之上。

以书为线索，一九八五年陈昕先生组织出版“青年学者丛书”，翌年他策划推出“当代学术思潮译丛”，还有“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等等。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三年，他先后在上海三联书店和香港三联书店担任领导工作。六年间，他曾经策划了十多套丛书、三四百种选题，亲自担任过近百种图书的责任编辑。

单说他出版的经济学著作，堪称这个时代、这个领域的翘楚。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他的身边聚合了一大批精英人物，奉献出许多优秀的著译。比如一九九二年间，上海三联出版林毅夫、盛洪、张春霖和张军先生的四部著作，并围绕他们的著作，召开“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结构”研讨会，提出了“过渡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今天读到当时的论文集，其观点之超前与丰富，且具预见性，确实让人震动。

至今，“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已经出版二百多本。二零零六年，陈昕先生组织召开这套书“出版二十年座谈会”，到会的作者林毅夫、张维迎、樊纲、盛洪、史正富、陈琦伟、史晋川、洪银兴、贝多广、王新奎、周振华、蔡昉、周八骏、杨鲁军、袁志刚……，他回忆道：“这些当年默默无闻的莘莘学子，如今全是赫赫有名的大牌经济学家，政府高官，或商界巨子，但是，他们依然珍藏着那个特定时期积淀的款款温情和精神纯粹，应诺点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