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昕还做过许多发先声、树品牌的事情。他最早推出三部西方政治学著作，有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和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他最早推出顾准先生的著作，在香港出版《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他立即组织二十多位中国留美经济学家编写“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赶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之际高质量推出，承担起为市场经济“时代意识”普及的重任；他出版萧克将军主编的《中华文化通志》，引起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将此书作为国礼。他主编出版“当代经济学译库”，他说，“有一段时间是，我们翻译出版哪位经济学家的著作，哪位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见选书的精到。另外，陈昕先生每论及一些重点项目，都会列出该书的印数，像《中华文化通志》首印五千册，十年后还可再版；张维为《中国震撼》，现已累计重印二十八次、七十五万册，等等。这其中蕴含着商业的诚信与坦率，也使他的“出版个案”论述，达到完善。

其三是他的志向。当今出版是一个群雄分立的时代，刚刚脱出计划经济的窠臼，谁都想各霸一方，找寻虎视天下的感觉。“谁是天下第一”有意义么？有，但大多数老总讲的是“老子一任，天下无双”。陈昕先生不同。虽然他的调门也很高，他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要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他赞赏美国著名出版家帕金斯的观点：“出版家的首义是为天才或才华服务。”但他不是“假大空”，他不追求“横空出世”的感觉，他说自己的工作，是在接续前辈们的理念，在做“萧规曹随”的事情，只是希望把事情做得更精彩。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里，他更看重传统与学理的依托。

他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追求不是一座高峰，而是一片高原。而这片“高原”，是由一代代出版人建造的“高峰”汇聚而成的。他以书为标志，总结出上海人民出版社发展的三个时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确立社会科学出版的第一个高原时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第二个高原时代；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是第三个高原时代。正是有了这样的传统和承继，上海人民出版社才有了今天“群峰并立”的辉煌。

他说，中国经济学曾经有一个以上海三联书店为基础的“三联学派”的存在。而这个学派也不是一步形成的，它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上世纪末，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四个发展时期，每一个时期以书为标志，最终证实了“三联学派”存在的价值与贡献。

他说，他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孤军奋战，而是一群人前赴后继，共同奋斗。陈昕先生的身边有许多优秀的前辈，他真心地爱戴他们：汪道涵，夏征农，王元化，巢峰，宋木文，刘杲……正是在他们的引领下，他才有前行的勇气。

回顾中国百年出版，我常感叹，前四十年，它的重心在上海；后六十年，社会变迁，人为北移。但上海的文化底蕴还在，陈昕一干出版精英还在。我说不能轻视上海出版，心意正在这里。

其四是他的定力。在一个商业化风起云涌的时代里，文化出版受到巨大的冲击。集团化、上市、融资、造大船、多元化、做大做强、又好又快、跨越式发展、什么挣钱就干什么、怎么挣钱就怎么做……不是说这些口号都不好，只是不能把手段当成目的，忘记出版的本质，而且它们一旦形成一种风潮，一种运动，就会带来不好的结果。在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有些昏昏然。但刘杲先生明白，巢峰先生明白，在历史的记录中，有他们的文章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