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赴香港工作之时，遭逢了“末代港督”彭定康的民主“新政”。它在国际上引起普遍关注，对香港的政治生态也引发巨大震动，还引起中英政府关于香港过渡期稳定的诸多争议和论辩。自从150年前，清政府在屈辱中被迫割让香港、租借新界以来，港英当局一直奉行殖民地管制，香港民众，尤其是华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民主权利可言；然而，就在中英政府关于香港回归中国的联合声明发布之后几年内，英国政府又玩弄起在所有殖民地撤退时惯用的花招，打出所谓的“民主政治”牌。彭定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带着这样的任务来香港的。他来港的三个多月后就抛出了所谓的“香港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要强行、快速推行包括立法会普选在内的“高度民主”的政体建设，这显然是别有用心。因为民主政治的奉行必须符合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渐进式发展原则，一是文化适应性原则，世界上许多“揠苗助长”式的民主建设或者“水土不服”的民主制度输入的教训证明，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能“硬植”，不然，只会给当地的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带来麻烦，甚至动荡。

要认清彭定康“新政”的真实底牌，需要有政治学理论上的应对，既不能背上反对民主政治的黑锅，又要从维护香港过渡期稳定的大局出发，揭露彭定康式民主新政“囫囵吞枣”，硬植、照搬英式民主制度，不利于香港的社会经济发展与长治久安。当然还不能是高头讲章，需要专家以通俗的文字来讲清这些道理。于是，我和时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赵斌先生策划了一套“现代政治透视丛书”，邀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和青年教师分头撰稿。短短的9个月，就推出10种新书，包括公民政治、选举政治、议会政治、政党政治、民主政治、官僚政治、政府政治、司法政治、自治政治、多元政治10个方面，大体覆盖了民主政治体系运转的基本领域。

这套丛书的总序中写到：“希望我们这点微薄的努力，能对民主政治的发展做点贡献；能对改善平凡百姓的生活做点贡献。政治学的研究和探索应该有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生活的完善。离开这一原则，政治学的研究就没有生命力，就脱离了芸芸众生。建立完善的民主政治，让民主政治更适应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是我们内心共同的理想。作为政治学者，所能够做的，就是让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民主政治的光华和民主政治的欠缺，让人们掌握建立民主政治所需要的理论和实践上的知识。”我们策划的这套丛书贴进了香港进入了后过渡期的社会心理，既针对了彭定康的所谓“政制改革”，又不直接介入对于彭定康“政制改革”的评议，却对于香港市民认清民主政治的本质和历程，把握过渡期民主政治的心理期待具有十分明显的引导和启蒙意义。我一直认为，对于出版工作而言，具有学科背景的说理介绍远比大批判式的文章更容易为老百姓所接受。“现代政治透视丛书”在香港的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也是我从事出版工作所坚持的一个原则。

20世纪90年代初，不仅香港处在回归中国的过渡期，整个世界也处在剧烈的政治动荡与过渡期之中，柏林墙的倒塌，前苏联的解体，韩国的学生运动，信息技术的发展，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崛起……

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全球化”与“蝴蝶效应”，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小村落”，欧美经济“患感冒”，香港经济就会“打喷嚏”。然而，在香港，热议的国际话题存在巨大的“一冷一热”的隔阻和断裂，一是报刊（热）与图书（冷）的隔阻，二是精英阶层（热）与普罗大众（冷）的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