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是全世界出版人心中的“麦加”，每年10月，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出版人都会相约来到法兰克福书展“朝拜”，一起分析出版的趋势，交流出版的经验，洽谈版权的交易，策划全球畅销的选题，更重要的是来体验一种职业的荣耀与尊严。我第一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还是在1992年，那时我是香港三联书店的总编辑，书展恢弘的规模令我兴奋，大公司的展位个性鲜明，好书目不暇接，吸引我一个个场馆、一个个展位驻足留连，细细观摩，五天下来一双新皮鞋的后跟竟然磨掉了大半。从那以后，每隔二三年我就要去参加一次法兰克福书展，从那里汲取出版的营养，充实自己的头脑，细细算来，我曾先后参加过六次法兰克福书展了。但是，前几次参加书展尤其是第一次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沉重的，法兰克福书展分明是西方出版人的国际俱乐部，东方出版人的地位十分边缘，版权贸易几乎是单向的，在书展上高谈阔论、展示形象的也都是西方出版人，中国出版人似乎仅有顶礼膜拜的份。

这一次，2009年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给我的则是另一番景象了。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总体说来，法兰克福书展较往年来说要冷清了许多，以前八号馆（英美馆）里熙熙攘攘、人声鼎沸的情形消失了。据我的估测，八号馆里高峰时期的人流至少比以往少了二成。不仅如此，一圈逛下来，失望的情绪不时冒出，过去那些令人艳羡的展位失色许多，大家新作难以寻觅，至于风靡全球、多语种、多版本的超级畅销书好像确如有的同志所说仅是丹?布朗的《失落的符号》一种。不过，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也有亮点，那就是中国举办了一次精彩、成功、圆满的主宾国活动。任何一位走进中国主题馆的人都会受到冲击和震撼，唤起对文化的崇敬和热爱；600多项文化交流活动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化和出版的无穷魅力和活力；2417项版权输出合同则标志着中国出版业开始大步走入世界舞台。全世界的出版商也似乎开始重视中国的题材。即使在八号馆内，英美各大出版巨头也都在中国概念上下了功夫。培生集团下属的企鹅出版公司在其展场的灯箱墙内把包括《狼图腾》、《色?戒》在内的20多种英文版的中国作家作品的封面整整齐齐排开，将正中央大红色的“China”烘托得分外夺目；而圣智出版集团则将与我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合作的两个系列——“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和“上海系列”放在了最醒目的位置，并配上了大幅的广告。在五号馆浏览时，我也惊奇地发现许多意大利、西班牙出版商的摊位也有中国题材的图书。就连已宣布破产出售的意大利著名的美术出版社WhiteStar的展场内，我也发现在其陈列的几十种大型艺术画册中，竟然有三种同样叫《中国》的不同画册。漫步在法兰克福书展，不时听到有人在议论，是中国的主宾国活动给这届法兰克福书展带来了勃勃生机，中国出版人的脸上也都是喜气洋洋的，充满着自豪感。

然而，对我来说，最值得自豪的是，2009年10月14日下午，我们成功地在法兰克福书展外的玛丽蒂姆酒店举办了一场题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1978—2008）”的大型论坛，奏响了“中国模式”的乐章。包括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菲尔普斯，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伦敦经济学院教授阿塔?侯赛因，法兰克福大学教授何梦笔，复旦大学教授史正富，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在内的中外政要和著名经济学家在会上作了精彩的演讲。这个论坛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推崇的“华盛顿共识”并非解决一切发展道路问题的灵丹妙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必须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