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及“四子”都是清华文学社成员。清华文学社是清华学校学生的文学社团，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成立。它的成立受到“五四”运动后春笋般出现的新文学社团这样的风气的影响。清华学校是一所中等程度的留美预备学校，是用美国退还的一部分庚子赔款的“余额”办起来的。一般认为是新月派成员的梁实秋、罗隆基、潘光旦都出自清华学校，《晨报诗镌》问世时，他们尚在美国留学。清华文学社以诗歌和文学理论方面的活动为主要宗旨，如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的一次常会，讨论过“艺术为艺术呢，还是为人生”这个问题。闻一多曾经对文学社作过《诗的音节的研究》的报告，写过长篇评论《评本学期周刊里的新诗》。文学社筹备印行丛书，印出的第一种丛书是闻一多的《冬夜评论》和梁实秋的《草儿评论》的合集。从成立文学社的经过和情况看，闻一多、梁实秋是主要活动分子和组织者。徐志摩是新月社的发起人，他一九二二年十月，在留学美国和英国之后回到北京，发起组织一种联络感情和培植势力的聚餐会（在二十年代初期的北京，这种聚餐会以欧美留学生组织得最有特色）。他说过：“最初是聚餐会，从聚餐会产生新月社，又从新月社产生七号俱乐部”。新月社不是政治性的，也不是所谓纯文艺性的，它是带有文化倾向的社交团体。出入其中的是北京的上流人士，组织很松散。社员有作家、大学教授，也有政治界、实业界和金融界人物，外加几个社员的太太或女友，其中知名人士有：胡适、陈源、林长民、余上沅、丁西林、凌叔华、林徽音、陆小曼等。“新月”一词系套用泰戈尔《新月集》。徐志摩本人不希望新月社只是“有产有业阶级的先生太太们的娱乐消遣”，不希望新月社成为“古老的新世界”或“新式的旧世界”。他希望新月社“露棱角”，像罗刹蒂兄妹在艺术界里打开一条新路，或像萧伯纳及其费边社在政治思想界里开辟一条新道。可是，这个希望成了泡影，“从新月社产生的七号俱乐部，结果大约是俱不乐部！”一九二五年欧游回国后，徐志摩对社务兴趣日减，新月社也就步入了死寂，虽然俱乐部门口的牌子一直到一九二七年才正式除下。徐志摩的希望在新月社落空了，现在又寄托于《晨报诗镌》。与徐志摩相似，闻一多在美国留学期间的通信中，也曾一再表示要领导一种文学潮流。《诗镌》第一次在他面前提供了施展抱负的可能性。这样看来，《诗镌》寄托着两位雄心勃勃、希望露棱角、导潮流的诗人的追求，它是清华文学社和新月社的某种演变，是出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学校的欧美留学生的某种结合。这种以欧美意识形态和文学背景为基础的结合，对新月派日后的动向有很大影响。如果要问闻一多和徐志摩的这种结合以谁为主或者谁向谁靠拢，那么，我们看到，《晨报诗镌》这块园地是掌握在徐志摩手里，但几乎《诗镌》的全部作者又都在闻一多周围，闻一多在艺术和思想方面的影响都要大一些，加之他性格的“刚”，这种色彩就更鲜明。但是，闻一多的任艺专教务长和加入新月社，换句话说，使闻一多从一个留学生进到“高级气派”的圈子，这种社会地位的变化是因徐志摩的介绍而实现的。但这不等于说徐志摩进入闻一多的生活是偶然的，或者闻一多是完全被动的。闻一多九年清华学校的美式教育，尤其是留美期间所受英美文学艺术和意识形态的影响，都与也曾经在美、英就读多年的徐志摩有不少相通处。照我看，一般地说，闻一多一踏进清华学校以及后来的留美，他长期所受的熏染，他的家庭出身，就大致决定了他要走一段新月派道路。徐志摩的进入他的生活并与他合作，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归根到底还是时代和阶级地位决定个人的道路。这个道路与同在那个年代，但出身贫苦，身世飘零，而又留日赴苏接触进步思潮的青年的道路，正好是一个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