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说过：“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的。创造社主要作家都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此外有些从欧美回来的彗星和国内奋起的新人，……多是受了前两派的影响。”清华文学社成立的那一段，所受创造社影响是明显的。闻一多在“五四”后开始的新诗创作，受到郭沫若《女神》的影响。闻一多在留美期间的通信中，一再说到创造社，把创造社引为同调，希望同创造社合作，并崇拜郭沫若。闻一多和梁实秋都曾经在创造社刊物《创造季刊》上发表诗歌。闻一多把自己关于《女神》的两篇论文送给《创造周报》发表。他赞扬《女神》的反抗、自由、革命流血的精神和大同色彩，赞扬《女神》的爱国主义精神，只是对《女神》缺乏中国文化的色彩和东方的恬静美，有些批评。从这些评论可以鲜明地看到当时闻一多身上的“五四”时代精神。徐志摩也与创造社有过接触；他早期的诗作，与郭沫若曾经同受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影响。他曾经把长篇英文论文寄给创造社刊物。拿梁实秋和朱湘对别的诗人的评价比较，他对《女神》的评价是高的。刘梦苇也曾经在《创造季刊》发表诗歌。在文艺思想、观点方面，闻一多与郭沫若早期的见解有些相似。早一点说，他们都认为文艺有很大的社会作用，但又都把文艺本身的目的与它的社会效果分开。郭沫若认为艺术可以统一人们的感情，提高人们的精神，使人们内在的生活美化。闻一多认为艺术是社会的需要，能促进人类的友谊，提高社会的程度，是改造社会的根本办法。稍后一点，闻一多提出诗人应该是一张唱片，钢针一碰着他就响。他完全是被动的。他是不能自主，不能自救的。并说理性铸成的成见是艺术的致命伤。主张“艺术为艺术”，说如果目的不在文艺本身，那是对文艺没有诚意。而且同意艺术起源的游戏说。闻一多一九二六年发表的这些观点，与郭沫若一九二四年以前的文艺观点差不多。那个时候，郭沫若认为文艺如春日花草，乃艺术家内心智慧的表现，天才的自然流露，并没有所谓目的。他要诗歌表现自己内心的要求，强调直觉和情感的作用，也接受艺术起源的游戏说。但是，郭沫若的文艺观点在一九二四年以后有了大的转变，这就是说，闻一多一九二六年创办《诗镌》时的文艺观点，大致上还停留在郭沫若已经自我否定了的那些观点上。而闻一多的文艺观点就是《诗镌》的文艺观点，因此，《诗镌》和创造社，正好形成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