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春，曾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德国新闻工作者、《经济周刊》记者弗朗克·西伦，在我的汉堡办公室与我促膝而坐，谈论有关中国的话题。随后，西伦先生产生了进行长谈的想法，并打算在对话的基础上编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几个月之后，我最终同意了写书的设想。在前后三个月的时间里，西伦先生和我用了整整几天，从早到晚畅谈中国，然后梳理记录，综合出几大类问题。章节划分由西伦先生拟定，我只做了少许改动。

本书编撰过程中核对了若干数据和事实，并在必要之处，把我讲的内容做了精确的表述。因为，即便做了充分准备，谈话时也难以做到每个细节都能够信手拈来。我之所以提及这一点，是考虑到某些读者或许会产生一种不切实际的印象，以为笔者对中国的了解在每一点上都准确而全面。

为了尽可能忠实地再现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国高层领导的谈话内容，我调用了工作人员当年所做的谈话现场记录，从中引用了若干原话补入文中（有关段落都为读者做了明显标示）。本书重述的谈话，前后覆盖30个年头。在这期间，我还会见过前总理朱镕基等其他许多令我印象深刻的中国领导人。黄华（1976～1982年任中国外长）和梅兆荣（1988～1997年任中国驻德国大使）是我多年的对话伙伴。我获得的许多重要感悟，都要归功于他们二位。虽然我还未曾结识现任党的领导人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温家宝总理也只有短短两次会面。本书介绍的历次谈话仍然能够使读者感觉到，30年来中国领导人感兴趣的重点和看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本书的内容始于1975年。但愿回顾当初，能以最好的方式使读者意识到中国内政外交这些年来经历的巨大变化。在第二、三章中，我们试图比较详尽地阐明中国的外交利益和行为方式，并使人理解这个巨大国家的内政问题。然后在第四章里着重阐述儒家传统，因为据我判断，只有了解儒家思想的影响，才能理解中华文化的生命力。终篇的粗略展望并不能使人确定无疑地预见中国的未来，它更多是提醒我们欧洲人，今后要更加谨慎、更加恰当地去因应中国。

读者会发现，在评价中国发展的问题上，弗朗克·西伦和我有不少不同意见。其实假设有位日本人参加我们的谈话，那么在外交问题上我们可能会出现巨大分歧；而如果有位美国人参加，他大概还会坚决反对我在有关内政的章节里提出的看法，并且把民主和人权定义为中国面临的超乎一切的最大挑战。

我愿意坦承，我对本书的出版抱有三个希望。一是希望读者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古老文化的国家，这是一种绵延不断地发展，在过去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似乎已遭毁灭，目前却正经历着难以置信的复兴的文化。笔者不时地注意到，中华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多数情况下是因为无知，但也确实是出于西方的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