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伦：邓小平在宴会上是不是放松下来了？

施密特：算是轻松了一些吧。第五道菜是糖醋松鼠鳜鱼，我尝试夹菜的时候，邓一再关注我手拿筷子的姿势，乐此不疲。幸而我们在飞机上稍稍练习过。致过祝酒词之后，邓心情很好，手拿酒杯离座与每个人碰杯，嘴里还喊着“干杯”，意思是一口干掉杯中之物。万幸当时我们还不明白“干杯”的意思，因为作为欧洲人，我们还需要习惯那粟米白酒的气味。

但是，谈话的时候邓却无法像您讲的那样“放松”。这不关情绪的事，而是个理性的问题。请问，邓能给我讲些什么呢？在那个时候，他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信息可以传递。他要就实质性的改革做点暗示，在那时是不可想象的。当时，他甚至不能对如何解决某些经济问题表现出兴趣。否则就等于泄露他暗中策划的天机。今天我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他当时已经有个计划，只是在等待有利的实施时机。我当时就已经听说过他早就提出过的口号“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西伦：您也去了长城？

施密特：长城的景象超过了我的全部预期。其景观无与伦比。这独特的建筑随着峻岭低谷的地势蜿蜒而去，消失在薄雾之中。

西伦：三年之后，华国锋于1979年10月访问德国。这是中国领导人有史以来第一次来到欧洲。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吗？

施密特：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华国锋的欧洲之行事实上没有引起事后来看或许应该得到的那种注意。这也和华国锋本人有些关系。他远不如毛泽东那样雄辩。毛泽东知道自己要说什么，说了什么，然后就不再有讨论的余地了。华国锋要开放得多，会谈中更能考虑对方的想法。他是个聪明人，不过依然信奉共产主义，他不是经济改革派。他没有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尽管当时我不可能知道，但却有一种感觉，他是一个过渡人物。与毛泽东、邓小平不同，他的口袋里没插着圆珠笔。这是我第一次能够和一位中国领导人比较坦率地交换意见。当华国锋代表团还在巴黎的时候，我就和我的朋友、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通了电话，他的话引起了我对华国锋的好奇心。事实上，华国锋和我有那么多的内容要讨论，以至于两人在正式宴会后又坐在一起私下交换意见，一直谈到午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