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伦：他让您感兴趣之处是什么？

施密特：或许是他不达目的不止的意志力和他的说服力。不过，见过毛之后与邓小平进行的第一次长谈，对我来说更多是令人失望的。我和毛泽东谈的时候，邓小平是在场的，他只是听，没有一丝一毫的表情流露出他对毛的看法是怎么想的。

后来我们两人单独会谈时，邓重复了毛此前讲过的全部内容。他这样做的时候，绝对是谨慎小心，几乎是生硬灌输。尽管如此，他仍然讲得坚定而有力，不像是仅仅在鹦鹉学舌。谈话的时候，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您可以想象，这让我觉得很亲切。

西伦：他心神不宁吗？

施密特：他并非心神不宁，纯粹是吸烟上瘾。他一天大约要抽三盒，我恰恰也抽这么多。我们谈了足足90分钟，各自带一名翻译。

西伦：两人单独会谈的时候，邓有没有至少做个姿态，表明个人的立场呢？

施密特：没有。当时我猜想，他是身受约束，不得不如此。后来我才明白，面对一个来自西方的外国人，他应与官方路线保持一致。他倒是问得很多，随着我解释自己的立场，他也显得越发轻松起来。

西伦：翻一翻您的日程记录，发现您和邓小平个别交换意见长达8到10个小时。有两次长谈，吃了两次饭。而根据您的描述，收获小于预期。您感到失望吗?

施密特：不能这么说。这一次我可算直接弄明白了，等级制在中国是如何起作用的。在同邓小平谈话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年迈的毛泽东仍然具有非同寻常的权力。按当时中国的做法，邓向我们说些什么，都要立刻汇报到毛那里去。不过，在西方民主国家，部长们同外宾的谈话也要向外长甚至政府首脑本人报告，也同样是不言而喻的事。我们西方人对外宾表态也会因此而小心翼翼。和邓小平的那两次会谈，中国外长甚至就在座。当时邓很可能已经知道，自己已经上了要被打倒的名单。短短几个月后，他果然再一次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在周恩来以及政治局中的好几位盟友去世以后，“四人帮”一伙人（“四人帮”是中共领导层中的一个极“左”帮派，在毛逝世前执掌着巨大的权力。1976年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指责邓以改革背叛中国共产主义。

第一次会谈的时候，我已经发现，还是由我谈比较好，于是我就“漫游天际”，阐述了欧洲和德国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我首先讲了军事形势、德国的分裂、欧共体内部困难的权力状况、我们同美苏的关系、原料危机和世界货币制度。当时我们刚刚放弃与美元挂钩。但是，那时候他对经济问题并不特别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