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伦：您同基辛格谈过这些问题吗？

施密特：在那个时候？没有。当时，我是财政部长，这件事与我无关。

西伦：但您对这件事还是感兴趣的？

施密特：感兴趣，是的。但基辛格当时是尼克松手下的安全顾问，而我是财政部长。如果当时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私下谈话，我们可能会谈到这些问题，但也不是出于职务上的原因。当时中国在世界财政政策方面还不起什么作用。而且，也不允许我插手我的外长同事的事务，当时的外长同事是瓦特·谢尔。即便当时我心目中已有这样一个确定性的问题，即如何持久地阻止中国回到苏联的轨道？

西伦：相对来说，这在毛统治下是不大可能的。

施密特：从今天的角度看，可以这么说。至于在当时是否不大可能，我不知道。不管怎样，当时人们是无法知道的。

西伦：如果从中国的视角看尼克松那次访问，这对毛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不是毛不得不去美国，因为是美国总统前来拜访他，而不是毛去美国。在过去的150年里，西方殖民国家包括美国，都对皇帝不屑一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毛也不被世界重视，世界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于莫斯科。

施密特：在毛的眼里，这肯定是一个成就。但对他来说，很可能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而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成就。毛是以更长远的历史眼光思考问题的。不管怎样，这不过是重演了直至18世纪皇帝统治中国时还理所当然的事情。当时，他们让外国国王和国家元首去中国进贡磕头，然后又仁慈地让他们在中央帝国的边界之外消失。这样一种习俗持续了2000多年。经过150年的中断之后，现在又恢复常态了。但这是毛，是他恢复了这种常态……

施密特：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是一无所知的。但他们都确信，美国式的民主是最好的，第二好的是民主制度本身。对“六四”风波他们从心底里感到愤慨。这是一种非常天真的反应，但在美国传统的主流看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西伦：失望的激烈程度，是否也与80年代美国产生了错觉，以为中国正在走向资本主义的民主？

施密特：是的，人们对此只能感到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