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伦：这四人之中，孔子目前影响最小。我们认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这是不应该的，但不无原因，因为人们无法径直去相信孔子。人们对耶稣和佛祖可以相信，而对苏格拉底和孔子却必须信服。儒家学说复兴的机遇有多大？

施密特：中国有股票投机，进出口大量商品，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越来越重要，这样一个国家不但必须规范个人之间的行为方式，还必须规范各个商号和企业之间的行为方式。完全可以设想，中国人正在构思一种把儒家学说的基本要素纳入其中的经济秩序。

西伦：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年轻的中国人正以无比的热情追求儒家的学习目标，他们积极投身于统一考试，以图在自己国家的社会上得到升迁。在整个考试过程中，父母们坚守在考场门外，抱着铁栏杆，以示对孩子们的支持。为什么我们不再有这种热情了？为什么这种情形在德国或西方不再那么普遍了？

施密特：我不想说，我们的这种情形不再像几代人之前那样普遍。我唯一注意到的是，这在当前的中国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超过了北美或欧洲。这种情况在中国和欧洲都可能会有变化。目前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强项，它在今后两代人的时间里肯定还会扩大，尤其是在自然科学研究、医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方面。

西伦：面对这么多人的学习热情，我们还会有机会吗？

施密特：中国人的普遍智商不低于欧洲人和北美人。中国人目前正在比北美人和欧洲人做出更大的努力，通过接受教育和培养技能来提高智商，这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努力的结果将在今后两代人的时间内凸现出来。如果中国不发生大的灾难或大的破坏，那就只要一代人的时间，那些我们今天在北美或欧洲称之为“高科技”的产品自然也会来自中国，而且是中国人自主开发的。

西伦：在儒家学说里，老人被认为是教师，他们的意见应受到重视。但现在政治家是例外。一旦他们不再任总理或国家主席，就不再在公众场合起作用。他们索性消失了，而不是作为政界元老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别人，朱镕基也是这样。除了您，他不同任何别的外国客人见面。

施密特：我也没法解释。您怎么看？

西伦：同我谈起这个问题的中国人很能理解。据我的理解，老人虽然被看作智者，但在讲究等级制的儒家学说里面，如果老的执政者评论新执政者的政策，那是不礼貌的。因此，克制是明智的表现。但我认为，这种礼节弊多于利。这些老人本来还可以为国家做很多事情。不过，这可能是西方人的看法。

施密特：这个说法颇有启发。但是邓小平不一样。

西伦：邓想引退，也逐步地做了。他也一再这样强调过。但是，由于1989年的风波，他不得不再次掌舵。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常规中的例外。人们不能看到邓毕生事业陷入危机。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把对时政的解释权让位给新人。

施密特：我们将看到，中国又会进行仔细的历史编纂工作。这个工作有悠久的传统，也可以追溯到孔子。孔子是最早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编著的《春秋》是他祖国的一部编年史，而且这是他唯一亲自撰写的文稿。不过这一点是有争议的。对于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人物，历史学家们当然会批判地看待，并给予不同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