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伦：有时候竞争的结果是，由于竞争激烈，人们干不了了，或者落伍了。迄今为止，我们总有可能在新技术领域里较长时间地徘徊。如今这种周期越来越短。在德国我们曾有过纺织业阶段，后来有过电子业阶段，现在我们正走向没落的汽车业阶段。

施密特：实际情况是，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也就是一个半世纪以来，技术发展大大加速了。从第一架飞机到对德累斯顿和汉堡的地毯式轰炸，再到对广岛和长崎扔原子弹，只过了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从瓦特的第一艘蒸汽机船到第一条铁路用了两代人的时间。如今这一切发展快得多了。今天船用蒸汽机早已被淘汰，代之以燃油发动机。特别是在电子领域，或者说得笼统一些，在整个交通领域，出现了巨大的加速运动。可以设想，这样高速度的技术发展会长期继续下去。我不敢在这方面做什么预言，但有一点是新的，那就是：80年代、90年代进入世界经济的新的、潜在的市场参与者数量大增。就中国来说有13亿，就前苏联势力范围来说有3.5亿到４亿，就印度来说有10亿。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这一数字几乎增加了许多倍。还得算上技术进步的速度。

西伦：这样，经济实力的对比也发生了变化？

施密特：经济和政治的实力对比都会变化。欧洲人得赶紧为更高层面的竞争做好准备。这不仅是就业岗位的竞争，还有生活方式、世界观和哲学领域的竞争。因此教育、培训、研究和开发都很重要。欧洲人要是疏忽了，过不了几十年他们将骇然惊醒。

西伦：您刚才列举了世界上的种种问题。人们浏览一遍之后的印象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其实是世界上唯一令人至少是逐步感到有希望的地区。

施密特：说到希望，我是谨慎的。但您回顾一下50年来的发展，一方面中国最近25年的发展确实大大改变了世界；但另一方面，欧洲过去50年的发展至少也同样令人惊讶。在欧洲，没有人再害怕欧洲人之间会打仗。这是完全新的事物，自查理大帝以来不曾有过。

西伦：在我们这一代人看来，这是不言而喻的。

施密特：在整个19世纪，直到1914年，欧洲邻国之间的战争还被看作是普通的事情。欧洲各国历史平均为1000年，有些更古老，有些略为年轻，他们结成了联盟。如果您同意的话，这就是希望的征兆。历史上屡屡有人试图征服别的国家及其领土。俄国沙皇把俄罗斯从莫斯科扩展到了海参崴，英国人把他们的殖民帝国扩展到了缅甸和香港，西班牙人扩展到了菲律宾和南美洲，葡萄牙人和法国人也这么干过。最后，德国人也干了30年的殖民主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德皇威廉二世的扩张侵略——译注）。这一切都过去了。

如今，欧洲人第一次不是迫于某个统治者，而是迫于形势，自愿地联合起来，这是个了不起的变化。您如果要寻找希望的话，可以从这里面汲取。眼下欧洲宪法在法国和荷兰遭到拒绝所造成的停滞不会长此以往。其实，1950年以来的发展已经说明，情况不会停滞不前。不过，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不容乐观，如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世界大国美国如今也更多是令人担心，而不是乐观。

西伦：中国必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角色，因为在传统上中国作为中央帝国并不关心国外发生的事情。中国在15世纪曾有一个短暂的航海时期，当时中国人的船队有几百艘帆船，船只比哥伦布的“圣玛利亚号”大十倍，一直航行到非洲海岸。但是此后国家禁止航海，违者处死，船只的设计图也被销毁。

施密特：废除船队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惊讶的决定。中国人那时眼看就要成为世界航海大国。他们没有真正利用过自己的船队，但毕竟船上载过两万多名士兵，在当时那可是一支强大的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