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的《新加坡人》在上海经济崛起的背景下来讲述一个在上海经商的新加坡人的故事，关于文化认同与家国身份的困惑，又与一个男人漂泊的寂寞结合在一起，故事讲述得委婉曲折，细腻别致。在现实性的意义上，可以读出对这个时期生活的精细表达，王安忆的笔法如此细密，如此清晰地呈现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那些生活的细部细节，那些微妙的心理，都让人感受到了作者给当代生活留下的鲜明印记。王安忆有意回避人性欲望的复杂性，不追求大悲大恸的故事，她的兴趣在于写出日常生活的那些细部，那些蜿蜒游离而又终有着落的心绪。日常生活在文学书写中的合法化，并非是文学落入世俗和庸俗的佐证，在当代中国，它可能更具有价值重构的意义。

白先勇在台湾现代作家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游园惊梦》也是本书选择的唯一一篇台湾当代小说。如此选择有偶然原因，数年前我去台湾参加白先勇国际学术研讨会，那一年白先生七十寿辰，我看到白先生神采依然，温文尔雅，可以看出他的现代派与中国传统的内在联系。白先生对《牡丹亭》情有独钟，他介入现代派则是以对《牡丹亭》的某种处理为导引。《游园惊梦》可以看作白先勇步入现代主义的突出标志，以其独特身世经历，在现代性历经巨大变异之后，写出个人在历史中坠落的情态，尤其是通过女性形象来表现人生命运多舛之痛楚。他运用意识流的手法表现人物心理的复杂微妙变化，可见出艺术探索之可贵。白先勇这样一个如此具有传统意味的作家，何以也要靠近现代主义？他的古典气质给予现代主义以别样的意味，也使中国的文学传统获得了另一番美学景象。

铁凝的《永远有多远》可以做多种解释，怀旧与对伦理的回望显然不能包裹住这篇小说。读解这篇看上去平实朴素、优雅感伤的小说，可以用更尖锐的后现代伦理学去撬开其内核。南希的“自我相异性”问题，被我用来作为阐释这篇小说的理论依据。白大省并不想固定存在于一个厚道奉献的道德形象里，因为在这些奉献中，她的生命实际上并未获得肯定性意义。她想生动，想成为富有魅力的女性，想成为西单小六那样的女性，但她却永远成不了。永远有多远？那种被时间化的距离其实只有咫尺之遥，这里面隐含着女性对自我认识的复杂结构。铁凝在书写女性内心的渴望时，非常自然地流露出浪漫主义的情愫。在这种叙事中，我们再次看到，被理性现实主义压抑的中国浪漫主义传统，如何以潜流的方式奔涌不息，在那些历史的与美学的缝隙中寻求解释的各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