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育山放下课本，像生吞了一个板栗似的，重重干咳一声，道：“同学们安静，我们把这道阅读题讲完。讲台上的老师没说下课，铃声就不能代表什么。”

教室里嘀嘀咕咕着不高不低的抱怨声，声音多是来自后排的学生。前排的学生仍然挥汗如雨地奋笔疾书，不肯漏掉台上新来老师所讲的每一个知识点。

七班是按考试成绩排座位的，成绩差的坐后边，像沈浩然这样成绩不上不下的中等生坐在中间，成绩好的坐前边。有点儿像新闻里报道的大会，为方便镜头展现人民公仆形象，优秀的干部们总要被摆到最前排。

这套政策不单是七班的周老大一人在施行，三中这届有十个高三班级，学生座位差不多全是这么来的。沈浩然知道这是一种激励措施，但他不喜欢这种剑拔弩张的感觉。每天坐进教室，身边都是熟悉的面孔，却要以跟他们拼命的心态去面对。

上午的第二节课之后，有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校园里的广播放的是运动员进行曲。

到操场整队、做操，也只是高一高二的事，政策决定了这三十分钟的轻松时间，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高三学子毫无关系。

这样一来，上第二节课的老师可以理直气壮地拖堂：“下课休息三十分钟干什么，五分钟上个厕所就够了。”

即便碰上个好老师，或者老师有事，不能瓜分这三十分钟，大多数高三学生也会选择窝在教室里做题。

步入高三，一些学生雷打不动地潜伏在厚厚的书堆之间，除非要抄笔记，才会抬头看一眼老师，沐浴他老人家激情四射的唾沫，其他时间就像折了颈椎似的，脑袋从来不抬。

高三教室里这种铺天盖地的压抑感，沈浩然一直都没能适应。下课只要有时间，他就和田威、张瑞博走上半个校区，溜到教工家属区的公共厕所去方便。不是说教学楼没修厕所，只是这个跋山涉水去如厕，借此开开小差、放松心情的行为，在几年的高中生活里已然成为了他们的习惯。

这节英语课的下课铃已经打了很久，尹育山又布置了一些题目，终于走了。

沈浩然把刚收上来的英语练习册整理好，高高地抱在手上拿去送交。

进了老师办公室，里里外外转了一圈，怎么也没找着那张才认识没多久的胖脸。他向其他老师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尹育山不在这间办公室。

沈浩然要找周老大咨询一下，也找不着人。他看了看办公室墙上的挂钟。田威和张瑞博还在教室等他去散步，多耽误会儿，田威又要捏断他的脖子了。他犹豫着要不要把本子放到班主任的桌子上，留张字条托他转交。

“哦哟？这不是我们的沈帅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