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在发达国家的推动下，世界进入了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也兴起了伊斯兰复兴运动。

这两大趋势使所有伊斯兰国家都面对外界和内部的双重挑战。虽然不同国家的应对有异，但大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整体表现是政治民主化迟缓，经济全球化滞后。这就意味着它们可能要面对国内纷扰和在国际竞争中被边缘化的双重危机。

政治制度落后

在大中东的二十三个伊斯兰国家中，有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三种政体。不论实行哪种制度，当政者大权独揽的现象非常普遍，“家天下”的色彩浓厚，家族、部族联盟往往是支持政权的主要力量。当拉丁美洲和亚洲各国纷纷摆脱权威政治、逐渐进行民主化之时，多数伊斯兰国家的当权者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只以“我国情况特殊”来推诿，或者“口头上附和，行动上拖延”。伊斯兰国家都没有民主传统，移植西方的制度也未必有效。但故步自封绝非长久之计。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这两个隔波斯湾相望的产油大国，一个自认是逊尼派伊斯兰的正统，另一个是什叶派伊斯兰的当然中心；一个亲西方，另一个则反西方，但它们却一致地实行政教合一制度，严格执行伊斯兰教法（Sharia）。

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都是20世纪中叶时，由军人通过革命建立的世俗化政权。这批军人当政后，在政治上压制伊斯兰主义者，在经济政策上初期照顾社会的中下阶层，因此得到普通百姓的拥戴。当政若干年后，他们的家人和亲信者都已成为权贵，在政策上逐渐偏向上层，令社会贫富悬殊，引起一般百姓的不满。最后，这批统治者逐一变成称作“总统”的国王。

也门和索马里隔亚丁湾相望，两国都相当贫穷落后，虽然借用“议会”等现代名词，实际上没有脱离部族政治的传统。也门经过多年内战后，1990年由南、北也门合并而成；双方之间既有逊尼派与什叶派之争，也有历史宿怨。现任总统萨利赫去职后，也门很可能陷入混乱或内战。

索马里19世纪时分别属于英国和意大利，近二十年来不同部族的军阀混战，加上美国、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军事干预，现在实际上有三个政权。在西部和北部的政权还能实行有效统治；面对印度洋的主要部分，名义上由占领着首都摩加迪沙（Mogadishu）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统治， 实际上是不同派系军阀各自为政、海盗猖獗的“失败国家”。

在这二十三个国家中，土耳其的政治制度最为坚实稳定。自1923年成为共和国后，经过阿塔图克（Mustafa Kemal Ataturk，又称凯末尔）积极推行世俗化和西方化，土耳其奠定了现代世俗化国家的基础。1938年阿塔图克去世后，土耳其又经过半个世纪由军人监督文人政府的“训政”时期，最近十年来实现了步入常规的民主选举制度。土耳其经过八十年的“激进世俗派（Radical secularists）”执政之后，最近十年来民选的政府是曾遭查禁的温和伊斯兰政党。这说明历史发展的趋势必须用“长时段”来观察：伊斯兰的文化和社会传统的确很坚韧，正如儒家传统在中国不可能轻易地被“打倒孔家店”或是“破四旧，立四新”的短期运动所消灭。

经济缺乏竞争力

经济上，大中东的伊斯兰国家可以分为产油国和非产油国。

产油国的国民收入虽然较高，但石油价格受局势影响，收入不稳定。这些国家人力资源缺乏，总人数偏低，海湾国家的“外劳”人口往往多于本地总人口。这些产油国大都未能实现经济多元化，仍属于“单一经济”。然而，迪拜和卡塔尔已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成绩颇为可观。

非产油国的一般情况很不理想。近年来人口压力加大，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上贪污腐败随处可见，人心极为涣散。在最近三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这些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明显落后于亚洲与拉丁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