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显然是我们采访过的最有故事的人。他已近古稀之年，却有比年轻人更加旺盛的精力。“我的秘诀是每天坚持游泳2000米，”他说，“很多年轻人都没我身体好！”

和李淼一样，采访张先生之前，我们便有“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感觉，因为我们在乌干达采访过的每一位华商，几乎都会热情地建议：一定要去找老张聊聊，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于是，张先生在我们心中成了个谜一样的人物，尚未见面，在我们的脑子里，便已储存了许多关于他的问题。比如，当年他为何突然离开加纳，身无分文来到乌干达？为何他会娶一个非洲女人并和她生儿育女？他为什么极少与其他华商同行打交道，亦从不加入任何商会？

其他华人对张先生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一些人对他赞誉有加，称其为真正懂生意、会做买卖的商人；另一些人则或多或少暗示我们，“老张生活作风不太好”——这当然指是他那位比他年轻二十几岁的非洲太太安娜。种种评价，为我们拼凑出了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形象。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同胞们对他有如此喜恶参半的评论？

我们原本和张先生约在他的摩托车店铺见面。他坚持如此，说是为了向我们展示他在乌干达多年的事业成果。但随后，他又打来电话，说地址难找，不如我们在市中心一家中国人开的饭店门外见，他再带我们过去。可当我们赶到了约定的地点，他又变了卦，说“不如我们就在这里吧，既舒适又安静。”于是，对这位老华商的采访，就在这家饭店的茶水间展开了。他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思维活跃，想法很多，也很善变，绝不像是70岁的老人。

另一件令我们多少有点错愕的事，是当被问及夫人安娜会否加入我们的交谈时，他愁眉苦脸地抱怨道：“她现在是大忙人，哪有时间来接受采访？别说这个了，她现在连和我做爱的时间都没有。”这哪像是一位70岁的老头会说的话？

但事实由不得人不信。我们开始有点理解为什么很多人如此喜爱这个老头，而有些人提到他就皱眉头。在这样的开场方式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如此与众不同的气质。你无法说清它好或不好，却难以抗拒深掘下去的欲望。

张先生并未从头讲起他的故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很多事都记不清了……谁有工夫老记得那些？”但从他有意或无意间流露出的只言片语里，我们还是大概将他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生，做了比较清晰的梳理。

用张先生自己的话说，在台湾，他是“典型的主流人士”。少年时代，就读于名校彰化中学，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央警察学校，毕业后顺理成章进入警界做文职，成了“吃皇粮”一族。警署的工作虽循环往复，却也总有新鲜的故事和案情为波澜不惊的生活增添刺激，使张先生不至苟安于惯例与程序。“当然，我明白自己终有一天会辞职，会走的。永远留在一个地方，不是我的性格。”他对我们说，右手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光头，“鸟是不会被困在笼子里的，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飞。”

在警局呆到第三年，张先生终于“按捺不住”了。用他的话说：“走到了一个巨大的路口前，有七八条道路可以选择……最稳妥的当然是老老实实呆在警局，但那样的生活又最无味。”说到此处，他反问我们：“你们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要这样过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