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路透社记者的爱德华·艾奇瓦卢则非常认真地观察过西方媒体在《科尼2012》走红后对对乌干达的报道，他发现了一个非常反常，却也至关重要的现象：很多西方记者在文章中称乌干达为“中部非洲国家”，而乌干达实际上位于东非。“这很重要，”他对我们说，“中部非洲是人人皆知的战乱地区，而东非则代表着稳定与发展。将乌干达‘错划’到中部非洲，对于乌干达国际形象的营造，非常重要。”更有不少来自西方的独立摄影师涌入乌干达北部，拍摄圣灵抵抗军活动的照片，“基本都是伪造的，因为圣灵抵抗军和约瑟夫·科尼早已不在乌干达境内了。”

当一个国家承受的苦难已经渐行渐远，是否还有必要借助新媒体的强大力量，使之以更加娓娓生动的方式，重新昭示天下？

不过，有很多事情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如前文提到过的罗纳德·赛坎迪所言：“虽然《科尼2012》伴随着很多不可告人的目的和谎言，但像乌干达这样的非洲小国要想得到世界的关注，也只能借助这样的负面事件，实在很无奈。”就在我们于乌干达为本书的写作而调研和采访期间，该国西部出现埃博拉病毒疫情，导致14人死亡。此后，西方主流媒体记者纷纷涌入坎帕拉，报道这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电视媒体如CNN、BBC和半岛台上，该病毒的高传播率和致死率被相关领域的专家广泛讨论。而这，成了乌干达“出名”的另一个“机会”。当本书的两位作者在肯尼亚采访时，有位来自罗马尼亚的受访对象问我们此前去过哪些非洲国家，当我们说出“乌干达”的时候，可以清晰看到对方的表情发生微小的变化。“乌干达……我知道，那里刚刚爆发了埃博拉病毒，”她说，身体下意识后移了一点点，“但是，我相信你们是健康的。”

《科尼2012》热度渐退后，西方知识界也慢慢走出“激动期”，开始了对整个事件的反思。他们用“懒汉行动主义”（slacktivism）一词来描述“隐形儿童”采取的策略：用最简单的手段去呈现一个极其复杂的事件，让受众在看视频、点鼠标和发微博的虚拟网络行为中获取某种幻觉般的、简单粗暴的满足感，对真正推动事件的解决却于事无补。美国克拉科大学（Clark University）教授米凯拉·鲁特罗-洛兰（Mikaela Luttrell-Rowland）认为《科尼2012》“不负责任地刺激人们的情感，将错综复杂的历史呈现为非黑即白的信息，并且用鼓励人们消费的方式筹款，而非更加专业的教育。”非洲问题研究专家艾利克斯·德·瓦尔（Alex de Waal）则认为《科尼2012》将约瑟夫·科尼“打造”为全球名人的策略“愚蠢透顶”，因为名气只能让他得到来自其他恐怖组织的更多援助和支持。

其实，暂且不论“隐形儿童”组织采取的策略是否合理、是否源于其他更为自私的考虑，至少从事实呈现的专业主义角度看（《科尼2012》显然将自己的属性界定为纪录片而非电影），也存在着巨大的缺陷：第一，约瑟夫·科尼的追随者如今只剩百余人，影响力已相当微弱，但视频却给人留下了圣灵抵抗军依然十分强大的虚假印象；第二，早在2006年，圣灵抵抗军即已被赶出乌干达，而视频则使人误以为约瑟夫·科尼依然在乌干达活动。这些误解，对于乌干达的国际形象构成极为消极的影响。“人们会认为乌干达是一个混乱、危险、战争频仍的国家，而实际上，乌干达的政局是东非地区最稳定的。人们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个国家，如今总算知道了它的存在，却绝不会在这里投资，或来此旅游。”供职于乌干达广播公司的记者艾曼纽尔·穆泰兹布瓦有点无奈地说。

尽管大规模的军事占领和资源掠夺在全球范围内已不再常见，但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在这片既古老又新潮的大陆上，始终未曾完全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