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如果据此认为张大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者，就大错特错了。

按照张大千后来在艺术江湖的地位，他只要偶尔涂鸦几笔就足以过上优裕的生活，事实上，很多艺术家都是到了一定的成就后，名利双收，就此故步自封，艺有止境了。大千自己说：“晚近某些画家功利日退之由，无非误于名、利二字”，张大千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一辈子都在进步，到晚年还有重大突破。在生活中他或许是个享乐者，艺术生涯里却是个苦行僧。

1974年，画家周士心到美国拜访张大千，在其居所“环毕盦”中发现一“笔塚”，系张大千葬笔之处，据云里面已有400余只笔，算来平均一年竟达百来只！到晚年仍如此勤奋，大千先生一辈子奋进不息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张大千在敦煌面壁三年的故事历来在艺坛为人津津乐道。1941年3月，张大千携夫人杨宛君、次子张心智以及学生数人由成都乘飞机抵达兰州，后搭车前往敦煌。原本只是打算观摩三个月的张大千为敦煌壁画的数量与质量所震撼，竟然前后在这里合计待了两年零七个月，组织弟子、画友及藏族喇嘛画师有序地临摹壁画，完成了276幅摹本。

敦煌临摹壁画的艰苦超乎常人想象，在昏暗的洞窟内，由助手举着劣质的洋烛，临空在画布上勾摩线条，看上半天才能画上一笔。这只是初稿，还得抬出洞外再次临摹，定稿后再抬进洞内对照着色。工作费劲和枯燥之极，一画之成，短则数日，长则数月。洞窟内空气窒闷，待上半天人就头昏脑胀，深而大的石窟内更是阴冷潮湿，夏天要穿棉衣，冬天则滴水成冰，难以工作。在高大的洞窟内临摹，还得搭梯而上，遇到藻井及离地面很近的壁画，只能仰面或侧身而卧，时卧时起，上下反复，一会儿就使人汗流浃背。

更大的困难来自工作之外，在这个鸟不生蛋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连一日三餐都成问题，据说最艰苦的时候只能吃面条拌咸盐，每天喝的水和用的柴火都要用驼队从几十里外甚至更远的地方运来，这支驼队几乎一直都在路上。以至于几个月之后，夫人杨宛君天天闹着回家。除此之外，沙漠里美女没有，土匪却时有出没，给张大千一行的人身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张大千从敦煌回来的时候也才四十来岁，正当壮年，然而去敦煌的时候还是满头黑发，回来的时候白发已经是占据半壁江山了，沈尹默赠诗曰：“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须带霜。”

更让人敬佩的是，张大千为了敦煌之行几乎倾家荡产，据说总共耗费了“500条黄金”。如此巨大的付出，张大千究竟得到了什么呢？只有276件壁画的复制品，而且由于运输不便最后只带了56件出来。即使是这56件，张大千也没有用它们来交易以弥补经济上的损失。

对此，高阳先生在《张大千传奇》中是这样解释的：“张大千之所以做此‘傻事’，主要是对他自己的一种考验，考验自己的魄力与毅力。而在工作的过程中，体验到古人为艺术牺牲的精神，是激励他支撑到底的原动力。”从张大千的自述中也可以验证这样的说法，尤其是在他一而再再而三感叹“今不如古”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