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的生存质量 第一章(7)

我的生存质量 作者:邵丽


我父亲则是一个完全彻底的职业革命者,他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一直到死都没有改变过信仰。曾经因为我幼年时划破一张领袖像,他很多年都不搭理我。那时我才仅仅是个六岁的孩子,为报纸上挥手的毛主席戴上了眼镜,添上了胡须,我觉得那会让他看起来稍微慈祥一些。这张被我再创作的照片被人告发,并因此让父亲挨批挨斗几乎殃及到全家。那件事情的危险程度,现在说起来完全可以当笑话讲,但是放在当时,如果是个年龄再大一点的孩子所为,几乎是要掉脑袋的,而且还要株连九族。不过随着那个时代被翻转,我在心中默默地为这个事件中父亲的作为翻案,我努力地设想,我的父亲心中当时是因为爱我,爱我们的家,迫不得已才那样做的。

但是事实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已经无人能说清楚了,毕竟那个时代是个可以让人变成鬼、让鬼变成人的时代。如果允许历史回放,如果当时真要杀我的头,我的父亲敢挺身而出保护她幼小的女儿吗?不,我不愿意这样再想下去,不愿意看到在公审儿女的大会上,父母们义愤填膺地振臂高呼(公审父母的时候,儿女也是如此),尽管这种真实的场景曾经上演了千百次。

也许,我们回忆起来的很多童年的东西,它的可靠性是打折扣的。弗洛伊德认为,“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童年痛苦经历,有时也可以片段地、不成规律地、改装地表现在日常记忆之中……不过,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是片段的、破碎不堪的,或甚至是被歪曲、被改装了的,意识决不容许这些痛苦的童年经历‘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

那么,“肆无忌惮”的是历史,我当年的父亲还是现在的我?

谁知道呢!

我这个革命的父亲,听说了我恋爱的事情后并没有吃惊,毕竟女大当嫁,天经地义。而当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敬川的家庭背景后,怒不可遏——敬川家“社会关系极其复杂”,爷爷当过保长,大伯是个专门与共产党作对的反革命会道门头子,表叔从黄埔军校毕业后成了“蒋校长”的忠实追随者,他在昆明与当地一个豪绅的女儿结婚,蒋校长还专门派人送去贺贴。他的六个姑姑五个嫁给了地主、一个嫁给了资本家。

那时,改革开放已经快十年了。其实一直到我父亲死,他的脑筋都是向“左”倾斜,尽管他始终被判为“右”。我父亲一生中的大半生时间是与敬川这样的家族成员生死决杀的,即使革命已经成功,也不可能混淆阶级阵线——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这样的“家丑”又不能外扬,他没让司机开车,一个人坐公共汽车赶到百公里之外的县城,千辛万苦地找到了敬川的父亲,告知他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而且把不同意的理由低沉但绝不容许违拗地拍给他们。

两个白发苍苍的父亲面对面坐着,他们的历史和现实是如此云泥之别。我的父亲虽然坐拥话语权,但又为一个没有强烈政治觉悟的女儿而更加义愤和憔悴。我的公公显然比我的父亲对这门亲事还要排斥,但却是出于对阶级观念长久的驯化而养成的自尊——其实,在他们的思想碰撞和交锋的那一时刻,也许两个人都有某种政治上的休克感——尽管他们都受过迫害,我父亲所受到的只是来自内部的、“组织上”的,它因为体制优势而高贵,也从而成为他的政治资本。而敬川的父亲受到的歧视和迫害则是来自整个社会,那是原罪。出身以及经历所灌输给他们的观念,使他们觉得这样的婚姻既非天经地义,也不能顺势而为。儿女的婚姻——过去需要由纵横交错的蜘蛛网般的权力和制度来决定的事情,现在可以由我们自己来解决,他们不知道怎样使这个原本简单的事情解套。在我父亲的义正辞严面前,我未来的公公并没有惊慌失措,尽管他心里的纠结使他在短短的半年多的时间里衣带渐宽,他还是用最简短且体面的语言,满足了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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