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祖父回到家乡，才发现组织写的介绍信弄丢了，再写信到原来的部队去找，部队经过重新整编，哪里还找得到？他一趟一趟地找当地组织部门。地方组织部门被他纠缠得没有办法，就提醒他说，革命不分先后，你可以重新参加革命。他喜出往外，立刻办理了参加工作的手续，并在当年又重新入了一次党。据他自己讲，回来之前他团长都当了好几年了。

我的这个太爷爷毕竟是从正规部队回来的，他虽然是四九年第二次参加革命，时间上比我父亲和二叔要晚，但是基于他的革命经验，直接被派到乡下搞土改，亲手领着我的父亲和叔叔分了自家的田地。

太爷爷有文化，能说会道，又在革命队伍里锻炼多年，各项工作拿得起放得下，很快成为土改工作队响当当的人物。哪里工作推不动就安排他去，保证迅速拿下。他的名声在当地叫得很响，地主怕他，农民也怕他，妇女哄孩子都拿他说事儿。据说他解决问题的办法很果断，不是吼声，就是枪声。土改结束后，出于镇压反革命的需要，太爷爷当上了地区法院的院长。

文革中砸烂公检法，太爷爷被打到，戴着高帽子游街，帽子上写了三项罪名：叛徒、汉奸、流氓——跟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只有最后一项罪名不一样。他羞愤交加，一口气上不来就倒在地上人事不醒。那些人把他丢在街上，一哄而散。没人敢上前去救他，直到街上没人了，父亲的小叔喊来我父亲兄弟两个，把他拖回家去。

太爷爷从此经常神智不清，他的革命生涯也彻底结束。

父亲说，他们年轻时，常常不得不放下工作，去寻找他的祖父。他的祖父一次次地穿上干净的呢子中山装，胸口别着毛主席像章，腰里还扎着武装带，器宇轩昂地出门，吵闹着要去见毛主席。到死，毛主席的影子也没见着。

恢复公检法后不久，父亲的小叔当上了法院院长——这也是历史给我们家族开的最大一次玩笑，太爷爷不是当法院院长，也可能不会有后来的批斗；没有太爷爷的批斗，也不会有小爷后来的院长——1978年初，他去北京开会，第一次见到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他觉得江华像极了与父亲在陕北窑洞前拍的一张合影里的首长。他托人把照片呈给江华，江华说，这不是杠子吗？（据说我太爷爷认死理、爱抬杠）就亲笔写了证明材料，证明照片中的人物是自己的下属，这个下属当团长还是江华跟他谈的话。

我只记得江华的证明材料上，写着当时他是政治部主任。

太爷爷被平反昭雪，红头文件确认了他的老红军身份。他那时已经死去七年。父亲的小叔领着他们三兄弟，站在坟前大声宣读了组织决定。父亲提出把材料烧给爷爷，让他在那边踏实了。二叔坚决不同意，二叔说，烧了不行，再来运动又没了证据，还不得再让爷爷死一次？后来那份平反决定和江华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就一直被二叔收藏着。

父亲与他的两个弟弟平时联系并不多，只要是三个兄弟到一起，总是争吵不休。虽然父亲并不多话，但是二弟和三弟之间的唇枪舌剑，总是与他有枝枝梢梢的牵连。这源于他们兄弟三个的分工，当时老大老二出去闹革命，要求老三留在家里照顾爷爷奶奶，照顾他们的土地，他们希望有一天还能回来。革命成功后，革命成果自然要有革命者来享有，父亲和二叔留在了城里，并在城里娶妻生子。而小叔一直留在了农村。虽然有打土豪分田地的承诺，但是既没改变由农村喂养革命，也没改变由农村喂养城市的基本格局，城乡之间的剪刀差从来都没有缩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