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我要汇报的问题。我认为政府在教育引导群众方面，工作做得不深不细，致使部分群众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因此让别有用心的人有机可乘，这是需要我们深刻检讨并认真汲取教训的。如果需要承担责任，我愿意按照有关规定接受处理。但是，”他看了一下在座的中央及省市区领导，发现所有人的目光都打在他身上，“就这个事件而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当然，首先申明，对在这次事件中遇难的干部和群众，我们一定要妥善处理后事。但这次事件的性质，我个人认为是一起有预谋的暴力抗法事件，对那些背后的牵头组织者，必须给予法律的严惩，绝对不能姑息！否则，我们的法律就是一张废纸！”

会场的空气一下凝固了，气氛紧张得几乎一个轻轻的咳嗽都能够点燃。他说完之后，好像使出了浑身的力气，忘记坐下来。不久，主席台上的领导们交头接耳地开始交换意见，好像也把他给忘记了。又过了一会儿，国务院工作组的组长看见他还站在那里，突然给了一个温暖的笑，说，你还站着干嘛？赶快坐下坐下！

下来之后，年轻的省委书记说，如果我们省有十个你这样敢说真话、有担当的县区委书记，我这个省委书记就好干了！

十九

正式进入写作以后，我常常被邀请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先是省内，再是省外，再后来，我游历了许多个国家。记忆最深的是那次我随中国作协代表团去内蒙鄂尔多斯创作基地挂牌。到了包头，几位老兄为了劝我喝酒，把他们自己也灌醉了。可是，我觉得自己没醉，一直都非常清醒。后来他们告诉我，我至少喝了半斤酒，从来没有见我喝过那么多酒。还有一个老兄说，想起来真后怕。

后怕什么呢？比酒可怕的东西并不少。况且，我的悲哀，我的伤痛，要比半斤大得多。也许，对于那时的我来说，酒就像毒品一样，是没有眼泪的宗教。

不过，那天在草甸子里，喝了酒的我还是跟他们一起开心得手舞足蹈。后来竟然是我闹着去唱歌。我生性一向放不开，自认无任何表演天分。一直到今天，摄像镜头只要对着我，立马就不会说话了。那天我们的卡拉OK真的很OK，有几个人堪称专业。我亦用我的投入打动了大家，连续受到表扬。从那天起，我突然就成了一个会唱歌的人，只要有这样的场合，总是会“被点名”。

唱完卡拉OK，已经差不多是夜里两点钟了，大家却没有睡意。我们走到大街上，万籁俱寂，天很蓝很蓝，稠密的星星好像都坠落了下来，低到伸手可及。忽然有人提议去看黄河，应者云集。我们立即爬上了朋友的越野车，但是没有人知道路怎么走。散文家亮程很诡异地说让他闻闻。这个连狗的一辈子都摸得门儿清的家伙，黄河肯定不在话下了。果然他煞有介事地嗅了半天，然后指了一个方向。我们顺着他的指点杀过去，竟然走到了黄河。

黄河长得什么模样自然是看不清了，河岸上一片漆黑，我们都不敢朝里走。当时是春天，河非常安静，水流像一个低头默默赶路的人那样，没有一点声响。风吹过河滩，发出折纸般的沙沙声，因为是春天，并不显得凄清。几位男士扎在一堆抽烟，女士则说些零星的闲话。我顺着河岸向东走。我的思维里只剩下苍穹和大地，尽管周围是那么荒凉。那荒凉来得正好。那荒凉来得正是时候。我变成了一个完全自我的人。风略微有点凉，只在身体的表面轻轻地蹭着，并不往心里去。这种凉使我的身体常常回到我的意识里，我突然哭出来了，几乎是放纵地，我啊啊啊地发出喊声，得不到回应。这天地是我一个人的，我活得如此坚定和沉着！不管过去有多少失落和伤痕，在这天地里，它们都显得如此的可笑和微末，尽管它可能成为我愈热闹愈孤独的灵魂的识别标记，但是，我不在乎了，真的不在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