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初，和尼采的哲学思想相一致的还有英国作家大卫? 赫伯特? 劳伦斯（D. H. Lawrence），他曾经在一封信里面幻想具体灭绝社会上的大多数不合时宜者（愚昧无知的大众群体）的方法：

依我的方式，我将建一个像水晶宫那样巨大的死亡之屋，让军乐队轻轻吹奏，让电影放映机欢快地播放，然后我就跑到后街和主要的街道上，把所有病残者带进去，温和地引导他们，让他们欢笑，对我表示感谢。这时，乐队将轻轻地冒出“哈利路亚合唱曲”的旋律。

这段话，像一个孩子写的疯言痴语，与尼采弥留之际的那张照片形成了映照。但是，在摄影术无情地刻画出了一个不美的尼采的同时，恰恰也救赎了尼采。摄影——这个由诸多民间爱好者参与编写自我发展史的新语言，其实让尼采展现出了另外一种可贵的“美”：在抛出了“上帝已死”的大胆宣言后，尼采像他笔下的“酒神”一般将自己的人生全面呈现在每一个与他平起平坐的审美者（大众）的手里，公平地等待我们的评判与理解，不作一点儿伪装和遮掩。一个垂暮的男人真正成了他自我意志的主人，人的精神最大化地超越了肉体的束缚和视觉表面的美与丑而独立存在，这种美是壮美（古典美）的反面，而这种美正是现代意义上的人类生命之美，它与尼采的哲学思想相得益彰，毫不矛盾。

摄影用这样一种包容化解了人们在它身上施下的“诅咒”。我们应该感谢摄影，是它，在今天提供了一个平台，缩小了人与人的差距，让艺术发挥出惊人的包容力，而不是让艺术成为一道围墙，这道墙会接纳一类人，拒绝一类人。好了，那么什么才是评判摄影作品好坏的标准？业余爱好者用他们的作品和精神告诉我们，标准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只需会心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