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容忍，无可救药，为别人想想吧！

很快，他们找到一家较好的精神病福利院。布瑞尔，我近三十年的家。你能想象吗？他们一定以为我的病会传染。谁能去怪他们呢？

我们出发了，在一个9月的下午，再过两周，我十一岁的生日就到了。这次，汽车后座上只有我一个人，我被坐垫和破洞的花格薄毛毯簇拥着。父亲和母亲坐前面，父亲穿着胖鼓鼓的绿大衣——露出脖子上星星点点的红雀斑，淡灰色头发笔直，修剪糟糕，像冰凌悬挂在衣领上方。冷冰冰的母亲，因为怀孕了，很随便地套了一件海军蓝男式防水滑雪衫，头上罩一条旧方巾，在下巴上打个结。透过前座缝隙，我看见她紧握着方向盘的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箍进肉里，挤出一道红肿的线。一路无语。母亲只偶尔扭过头来，问我是否觉得冷，是否需要小便。

我们出了伦敦，向北奔驰，两旁田野中，浅褐色夹杂着橘黄色，父亲拿出一张地图，念着地名和路名。A411公路、A41公路。巴尼特、博汉伍德、布希。母亲表示不用念，她认得路，然后紧紧闭上双唇，只剩下一道黑暗吓人的裂缝。她在方向盘上敲击无名指。左、左。

我强迫自己不看后视镜，而是向窗外看去。灰色天空灼伤我的眼睛。灰色闻起来像暖和的塑料和香蕉。我想起那歌谣唱道：“姜饼呀左、左。跳步。右。”

“醒一醒，亲爱的。快到了。别哭了。”

现在路上没有多少车在跑。路左是崎岖不平的草皮，路右是连绵不绝的砖墙，直开到两扇深入砖墙几码的黑色大铁门跟前。母亲转弯，停车，突然一个男人出现—— 一个矮个儿男人，像童话里的小矮人，但他穿着灰色破夹克，灯芯绒裤洗得发白，而且太大，又有点不像。他大脸宽阔，没有一丁点儿童话感。脸上又是褶子，又是脓包，不知谁给他刮的脸，东一处西一处留下不少褐色胡楂儿和毛茸茸的胡须。这张脸出现在驾驶席侧窗外。母亲摇下车窗。父亲提起车地板上的公文包。

“威廉姆斯。”父亲说着，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封信。母亲抢过信，又快又狠地递出窗外。小个儿男人点点头，递回信纸，迅速扫了我一眼，才磨磨蹭蹭走向大门，一扇一扇地慢慢推开大门，推到我们恰能通过的程度。我很想转过身跪在后座上对开门男人微笑招手，就像大家常看见小孩会做的那样。我想做那样的小孩，但来不及了。

我们又慢慢地、静悄悄地开了一小会儿，我们的呼吸模糊了车窗，母亲把车停在一栋又长又矮又安静、有着褶皱铁皮屋顶的楼前。楼由远及近依次有八扇漆成苍白色、油漆龟裂的窗，一串带有扶手的台阶和一扇最靠近我们停车处的门。

“到了。”母亲说。

到了。到了。

她没有回头，没有努力微笑。

父亲清了清嗓子，仿佛要说什么，这时，门开了，出来两个人，一个高个儿男人，穿油光水滑的礼服，另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穿护士服。汽车门打开，关上。高个儿礼服男人提着从后备厢里拿出的我的箱子。母亲和护士扶我从后座出来。我晕晕乎乎、战战兢兢、摇摇晃晃地站着。父亲在我脸上留下几个凉凉的吻。急着想推开我的母亲，迅速与我交颈拥抱了一下。

开始下雨了。父亲母亲赶紧回到车上，他们在9月阴湿的黄昏里，突然显得模糊而遥远。护士扶着我的胳膊，然而由于不习惯陌生人的姿势，我绊了个趔趄。护士弯腰扶我，我越过她的肩头，匆匆看了一眼汽车和汽车里的父亲母亲。我听见扭转钥匙发动引擎的声音。车道上，母亲转头倒车，汽车向后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