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这最后一刻的记忆是这样深刻，并不难想象自己也在那倒行的车上一起后退，只需再多一丁点儿想象，便能看见自己向前奔驰，前往一份全新的生活、一份属于蓝眼睛宝宝莎拉的生活。她是出租车里一只上下颠簸的襁褓，在带襁褓回家的路上，母亲和米兰达还特地让车停下，为了给莎拉买一辆最大、最傲人、最耀眼的摇篮车。

莎拉出生在伦敦一家大学附属医院。这次不能再有任何怠慢了。她生在凌晨三点。几小时后，在3月狂风呼啸的清晨，母亲将莎拉搂进怀里喂奶。当她看着健康的婴儿，一种作呕的感觉席卷她的全身。婴孩颤抖的身体蜷缩起来。有一瞬间，她感到疑惑，是否宝宝对自己也有同样的厌恶？但很快母亲就忘了疑惑，焦躁地将婴儿从胸口扯下来。莎拉很快被抱去保育室，在那里哭喊了四个小时，并再次被抱给母亲喂奶。这一次，母亲对自己本能的厌恶有了心理准备，强迫自己让婴儿把奶吃了。但她怎么也无法低头注视着婴儿。一位护士经过她们身边，莎拉竭尽全力地吸着，但母亲的乳房陈旧而松弛，乳头像橡胶一样硬——格蕾丝，我，把它们用旧了。莎拉噘起嘴，用力皱眉。成天苦着一张脸，护士发牢骚说。莎拉用前所未有的嗓门儿哭喊起来，疯也似的踢打，裹紧的襁褓都松开了。母亲看见拧成一团生气的小脸和灵活的四肢，没有任何反应。

第二天傍晚，父亲带米兰达和约翰来看小宝宝。莎拉的尖叫令约翰感到不快，却让米兰达很是满意。“我懂。瞧我的，”她说，“我带她去散步。不如我们给她买辆新摇篮车吧，母亲。”

就这样，由于母亲的冷淡和米兰达的热心，购置新摇篮车的计划成形了。

在莎拉几个月大的照片里，这辆摇篮车每每粉墨登场。这张照片里，她躺在车里，车摆在正开花的苹果树下。那张照片里，车在远景中，地点是海滩，几条毛巾挂在摇篮车扶手上。还有公园的这张，约翰倚摇篮车而坐，正在认真阅读——米兰达朝镜头举起莎拉。还有在伦敦家中的花园，莎拉坐着摇篮车，穿着绣有玫瑰花苞的白连衣裙和白色婴儿短外套，戴婴儿学步带。照片中她胖乎乎的手紧抓摇篮车边缘，正满怀喜悦地摇着它，这一次，莎拉总算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且似乎笑得咯咯有声。莎拉的双眼，睁得大大的，透出惊讶的神色，呈现出一种淡珍珠色、一种在黑白照片里最容易失色的颜色。他们说她的眼睛幽蓝澄澈，但她的眼睛并不如我的蓝，而且，有时在我看来，她的眼睛其实是海绿色的。他们叫她莎拉小囡、莎拉贝贝，给她取各式各样的小名。所有人都为她的活力而惊叹，我这个动作麻利的小妹妹，三个月大就会翻身，五个月大就会爬，八个月大已经能走路了。

莎拉说，她这么小就会走路的事绝对是瞎编的，但我知道这是真的。我是看着莎拉走出第一步的。那是1958年11月10日，我十二岁生日那天。母亲和父亲带莎拉来看我。

他们说，米兰达来不了，她学业太忙，约翰也忙。所以只有小宝宝莎拉来。这么小，简直不算数，护士长说着，在探病家属申请表里打了个钩。

父母说，他们是坐火车来的，因为有摇篮车要带，而且探病家属购买三等车票可享受40%的折扣。他们让我抱了莎拉，先是在活动室，后因雨停了，我又在室外抱了抱她。母亲将莎拉放进黑色大摇篮车。莎拉哭了。

彼时，我更虚弱了——他们说是因为肌肉萎缩，所以他们让父亲在一侧架着我，另一侧，母亲一手紧紧攥着我的手腕，另一手推着摇篮车。莎拉哭叫着，风咆哮着，草地布满泥泞。待我们一瘸一拐走过草地，来到远处的老板球场，大家都累了，心情也糟透了。父亲帮我坐在一张潮湿的长木凳上，走到角落里，背风点起他的烟斗。

“你想不想再抱抱？”母亲将哭喊的宝宝从摇篮车里抱出来，问我，“来。”她将莎拉放在我腿上，转身调整摇篮车车篷，为回去做准备。莎拉极轻松地就挣脱了我的怀抱。她停下叫声，站起来，抬头看我，一只手扶着我的膝盖。她稀疏的头发被狂风吹向空中，露出下面嫩薄的青头皮。

莎拉用另一只胳膊伸向远方，支出拇指和食指，形成“L”形。这是一个邀请。接着，她走起来。她走过板球场上正在腐朽的木板地，绊倒在场地边缘泥泞的草地上，但她还爬起来继续走。我们的母亲，当然，她看见这一幕，呼唤着父亲，两人向莎拉跑去，拦住她。

多棒的小演员呀，我的小妹妹。

丹尼尔也很会表演。

我来到布瑞尔的第二天，就遇见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