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士假装没看见他。

“他不是对你笑，呆子。”

男人不笑了，也不唱了。

“这算什么嘛。”我听见他说。

为了让我走得快些，护士拖着我的坏手。我们一停，她就拖一下，然后我们再走起。

我们在一扇双开门前停下，门玻璃上有凹点，玻璃后装着菱状铁丝网。护士从挂在腰间的钥匙串里拿出一把打开门。她一边摸钥匙，一边骂。她松手让那叮当作响的一大串钥匙落下，钥匙抽在我后腰上，我尖叫一声，扭身想跑，可护士用双手夹紧我的头，于是我不得不走进门去，平生第一次，我来到了医院的大走廊。

很快我便适应了它。很快我便熟知了它半天才能打扫完的角落和永远也擦不干净的墙缝。它的一边是通往病房和惩罚室的门，一般都锁着；另一边是墙壁，高处有加栏的窗户，早晨会泻进一条条被切割开的光线。然而那天早晨我却几乎没注意到这些。我们走得很快，走廊很长，我数着标了黑色号码的门，数着灰纹方漆布铺就的地板上的图案，以及每一区、每一个走廊转角的亮闪闪、胖乎乎的灭火器，渐渐就数不清了。

穿过走廊，我们又经过食堂、洗衣房和几个办公室，终于来到挂着一面金框大镜的大厅，后来我发现那面镜子是丹尼尔爸爸送给医院的礼物，大厅里有两个弯曲的衣帽架，几把椅背笔直、皮椅面上有小麻点的椅子。除了我们的父母、医院的大夫和来访的要人，平常没有人来这里。墙上有五扇关着的门，每扇门上有一个锃亮的铜门球，外加一扇黑黢黢的超大号前门。室内铺着又长又直的打磨木地板，踩在脚下又光滑又温暖。

我们走进五扇门中的一扇，上了一架楼梯，面前是更多的走廊，更窄也更短，直通到一扇写着“体检”的门前。护士敲门后，我们走进去。一个光头、有雀斑、戴黑框眼镜的男人，疲惫地蹙着眉，坐在办公桌后，抬起头来。

“空腹了吗？”他躺靠在椅背上，双臂插在胸前，问道。

“格蕾丝·威廉姆斯，是空腹的，大夫。”

“我们开始吧。”

护士脱下我的长袍。大夫给我做体检。他称体重，量尺寸，先是身高、头围、腕围、踝围、腰围——量腰围导致我从鼻腔里喷出了笑声，因为他跪在地上环抱着我的腰的动作让我想起了母亲。母亲给我做半身裙和连衣裙时就是那样，她有力的双手会先将皮尺拉开、抻平，然后绕过我的后背，在我的肚脐眼儿前收起皮尺两端，先收到最紧，再空出二指宽。

“得装松紧带。”她会嘟哝着，然后垂着头，细看读数——十八英寸、二十英寸。上个月，她一天给我做出三条半身裙时，读数降到了十七英寸。她坐在客厅一角的窗前，对着出租车 般漆黑的缝纫机，恶狠狠地摇着它的手轮。机身侧边有亚金色印字，棉线滚动着，还有许多像珠子一般的彩色线卷和一个暗屉，母亲用它来放缝纫针和已经戴不下的订婚戒指。

母亲缝纫时，下颌紧绷，机身和布料一起震得惊天动地。我躺在沙发上，在奥妙洗衣粉味的沙发垫中半睡半醒地看她将布料转过来又转过去，抬起手柄，“咔嚓”一声剪断棉线头。她量松紧带时，手脚比平时还重些，但我仍喜欢她靠近时发丝间的醋味、略油腻的皮肤上温热的柠檬香，也喜欢她带有怨气的声音。

“该死，格蕾丝。你又瘦了。他们要以为我不给你吃饭了。该死。又掉了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