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他对此就说了这么多。但是丹尼尔和他爸爸一起经历了许多许多故事，这些故事让人觉得难以置信，我也不太相信，至少不能全信。因为丹尼尔爱讲最匪夷所思的故事、最闻所未闻的大话。这方面没有谁比他更擅长。

“跟上，格蕾丝。”丹尼尔站起来。我用坏胳膊夹住报纸，用好手牢牢抓住纸袋，弯腰继续跟上。

丹尼尔走得快了，沿着小径，向另一栋又长又矮的楼走去。这栋楼看来很黑，很荒芜。门扇虚掩。丹尼尔用身体将它挤开，接着跳到一边。他摆动脑袋，从一边摆到另一边，就像门卫摆动手臂迎接贵宾。

“小姐，”他说，“请进。我的法语难道说得不精当吗？”

他的母亲是法国人，他说。她的名字叫玛丽·杜蒙。

“她跳舞。”丹尼尔高高提起腿来，险些将我俩都绊倒。

“我妈妈，”他继续说，“以前是有名的演员。在巴黎死掉了。”丹尼尔皱起眉头，目光越过我，投向远处。我第一次注意到丹尼尔的前额有块小疤，圆圆的，仿佛一只蜘蛛睡着了，还有几根蛛腿般的线条，时隐时现。

我越过丹尼尔走进去，他用肩膀摁下开关，点亮一盏灯。原来我们是在门厅里。另有一扇门通进大楼内部。门厅里除了一只带滚轮的箱子外什么都没有。

“去吧，放进去。”

我将纸袋倒空。我的头发立即混入其他人的头发中。箱子已经快满了。我凑近看了看。箱中能找到许多卷曲的头发，有各种颜色。但得用心找，不然看起来只是一堆灰褐色死气沉沉的头发。

我将纸袋在手心捏成团。

“别捏。这纸袋你得还回去。”

这下闯祸了，而且，病房外的告别还使我忙中出错，忘了去抱木头。

“再会。明天见。做个好梦。”丹尼尔说。

我完全不明白这个兴致高昂、面色沙黄的男孩在说什么。于是我偏过头，和他相互摩擦了发楂儿，就像两块相互摩擦的门垫。然后我转过身，用好手抓住栏杆，开始往楼梯上攀登。身后，丹尼尔的声音还在激动地继续，仿佛我仍然站在原地。

“别忘了。我们还得兜风，格蕾丝。明天见。我们去哪儿兜风？”

“喂，史密斯。”

我扭过头，看见丹尼尔摇摇晃晃向男童病房走去。一个男护士站在亮灯的门口。他一手扶着屁股等待着，另一只手拿着所有男护士都有的一根棍子。棍子也等待着。

丹尼尔回头瞥了我一眼。

“明天见，格蕾丝。”

丹尼尔消失在他的病房里，拿棍子的护士也消失在病房里。我打开自己病房的门，走了进去。

但我立即又被赶出来抱木头去了，这次我一个人去。放木头的地方并不远，就在大楼后面。但这一路我都不高兴。丹尼尔仿佛已经离开了很长时间。树木发出“咔咔”声。木头又湿又重，不停往下掉木渣。我一节叠一节，搬了两节，放在坏胳膊弯里，用好手扶着。我将木头放进护士壁炉边的箱子里，发现手和裙子前襟都弄脏了。

“脏鬼。”

我站在门口，看着火苗。让我进去烤火吧，我想说，给我做棉花糖，给我做黄油吐司、蜂蜜烤饼。多给我一些。也不用太多。这些就够了。

“滚。真叫人恶心。”

我转身沿病房走去。有什么东西在我耳后的皮肤上转了个弯。那是一片树皮，一片在嘲笑我的树皮。

落在背后的碎头发继续戳了我一夜，我头枕枕头，脑中万马奔腾。我又对红发男孩的头发疑惑了片刻，继而想起丹尼尔，想起他甩袖子、舞动身体、闪烁不定的双眼和无穷无尽的提问。而我从头到尾，只回答了三个字。我一直不太会说话。一直说不好。一直不正常。

我轻轻地颤抖起来。那三个字，它们是那样不起眼。然而丹尼尔却从这三个字里变出了世界，变出了无穷的旅程，变出了许多辆汽车、许多张地图、许多次出发。他带领我，加速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