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不说晚安，格蕾丝，但愿上帝保佑你。”

那个年月，病人多得病房都快住不下了。连在儿童病房里也得爬过别人的床，才能抵达自己的床。我总存心去踩我隔壁那张床。那是胖子艾达的床。我以前和艾达打过一架。她和我对一盘饼干究竟归谁意见相左。我拿，她就抢。于是我们撕咬起来。

6月，穿黑礼服的人拿着手提包来到布瑞尔。他们数我们的人头，无奈地摇着头。丹尼尔说他们准备将有病的和伤残的分开管理。但是，他又继续说，有病和伤残——手心和手背——总是联系在一起。生理型、精神型。精神型、精神型。无论是后天疯癫还是先天痴傻，我们本质都一样，他解释说。我们都苍白、无力，都随地大小便，都呆傻，都脑瘫。我们没有名字，我们只是一些站在那里颤抖流涕的人。

那次视察后，一些成年病人离开了布瑞尔，再也没有回来。开始只是一两个，后来渐渐增多。有一天，大家会源源不断地离开，丹尼尔说，最终会像决堤的洪水一般涌出去。连我现在都从布瑞尔的舞台上谢幕了。

然而那时候，病人的离去仅仅意味着病房能在短期内稍微松快些，此外再无其他意义。埃里克的癫痫病疯人站还像以往一样继续开办。

作为埃里克工程队里的小学员，罗伯特和丹尼尔每周有三个下午和两个傍晚要和成年癫痫病人一起做工。除此之外，该上的课还得上，该送的信还得送，该补的鞋照样补。埃里克布置的工作总是那几样，绝大部分与医院那只隆隆作响、冒着蒸汽的巨型锅炉有关。每月修缮一次，每周清洗一次，每天都要通查。除此之外，沃辛汉姆小姐还会不时打一份医院各处故障的维修表单，由罗伯特送到铁皮屋。埃里克将表单折好，放进厚大衣最里面的口袋。这件大衣他一年四季都穿，冬天扣紧，夏天敞开。

埃里克相信，事物是应该进步的。他一直都为改善布瑞尔做着计划。我刚来布瑞尔不久，他就把医院的晒衣场改建成了假山花园。负责管理医院户外环境的彼得斯先生气鼓鼓地说，这纯粹是浪费空间——他自己会对场地做出安排——但埃里克获胜了。埃里克总能获胜。他说，假山花园将是个好地方，供人坐下安安静静地思考。

“平和，彼得斯先生。世界已经打了两次大战。我们至少能制造些平和吧。”

于是，假山花园建成，很快，病人们开始络绎不绝。那些为帮助园内植物生长跪在坚硬地里用手拔了好几个月杂草的癫痫病疯子，来到园中安静坐下后，再也没给任何人添过麻烦。

埃里克在花园里设计了山谷景观。坐在最高的假山上，你能看见板球场，看见彼得斯先生的耕地，甚至看见更远处广阔的乡野——农田、树篱，绿色和黄色，平坦和温软，以及一簇簇深浓的树木。有一个癫痫病疯子曾告诉我，在天好的时候，从山顶那条长凳能看见伦敦。

有时，我也去那里坐着，冬去春来，莎拉出生了，布瑞尔繁花初绽，那个有母亲、父亲、米兰达、约翰以及新生儿莎拉的家，在我的脑中沉淀、游移，渐渐模糊了。

护士长曾给我读过一封父亲写来的信。信中，他说我有了一个新妹妹，新妹妹爱哭——相当爱，而我疑惑，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她还能像我一样爱哭？

有一天，丹尼尔和我一起坐在最高的长凳上时，我们亲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