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不是护士。他是个机工，我刚到布瑞尔时，他已经很老了。

“打过两次世界大战。隶属皇家海军空战部队。获勋两次，被告上军事法庭一次。”他爱这么吹嘘。

等我离开布瑞尔时，他更是老得不得了。

“咱不说再见，格蕾丝，但愿上帝保佑你。”

尽管如此，护士们还是让他独自管理那些抽风的疯子。抽风的疯子，他们就是这样称呼埃里克麾下聪敏优秀的癫痫病人的。

那么我们又怎么称呼罗伯特和丹尼尔呢？这么着：空脑壳、呆瓜、笨蛋、小畜生、面疙瘩。两个疯疯傻傻、东游西窜的家伙。

关于这些人的回忆，也常在我脑海里东游西窜。

比如，1958年的复活节——半个世纪来最冷的一个复活节，那天，罗伯特仅着内裤和鞋袜，骑上了车。

他经过女孩时，边喊边招手。“我假装这是夏天哪。”他忽左忽右地拧着车把，“我说，小姐们，你们不想跟我去高地痛快痛快？嘿！瞧我给你们跳个土匪的吉格舞。”

他左摇右晃地滚过草坪，单脚撑地，冲我们拢拢头发。

同年5月，在小教堂外，丹尼尔从罗伯特的车把上掉下来——哎哟喂，正摔在从地方歌剧团请来与医院合唱团一起唱歌的胖女高音面前。

“对不起，女士。或者，该称您为玛丽亚·卡拉丝 ？真遗憾。我是法国人，不是希腊人。”

咱们接着说回埃里克。

“有病还是没病，在我看来差不了许多。”他会划一根天鹅牌火柴，点燃他的手卷烟。

埃里克总这么说，而且对自己的话深信不疑。他让自己的人学习相互照应。他教他们急救知识，教他们如何处理抽筋和癫痫发作，教他们如何保持忙碌状态，避免招惹麻烦。他教男人们如何用他在铁皮屋里装的烧柴炉子做饭——那可以煎出大盘香喷喷的英式全早餐。他教他们如何努力工作，也教他们怎样放松，教他们玩纸牌、飞镖，也教他们喝酒游戏。

是的，癫痫疯子的铁皮屋里有酒喝。周五晚上，要是埃里克对大家的工作满意，他就会拿来一瓶瓶啤酒犒赏大家。喝酒、赌博、唱歌、讲故事，有时我也去，夹在丹尼尔或罗伯特与埃里克之间，舒舒服服挤在军用大衣的气味里，睁大眼睛，转过来转过去地看，听那些故事，看那些人，在肉欲的温热里被烟熏出眼泪来。

那是大世界中一个自成一体的小世界——如今已经是另一个世界了。

罗伯特又登场了，他用自行车结实的前轮撞开食堂的双开门。我们都吓得跳起来。不过，他在餐桌间滑行得很稳，双手捧着一只扎牛皮纸带的浅黄色文件袋，把它放在腿面上——看，他骑车不用手。他倒踩脚蹬，刹住车，慢滑至我们高大严谨的大屁股老师布莱克本小姐桌前，稳稳停下。

“给您。”他喘着气说，一只手“啪”地拍在胸前，另一只手疯狂挥舞着文件袋。罗伯特一直对布莱克本小姐很钟情。

丹尼尔为了看得更清楚，站在自己的椅子上。

“瞧，他骑车不用手。”

丹尼尔久久地、久久地凝视着罗伯特。

我看见了这一幕，却又等于没看见；看见了丹尼尔，却没看见丹尼尔所看见的东西——罗伯特骑车时没用手。

我又想起有一次我们三人一起待在铁皮屋里。我们偷偷摸摸依偎着，罗伯特的红脑袋映照着火光，点着头，长了雀斑的手指一会儿绞在一起，一会儿又停下。丹尼尔用脚持牌，动作漂亮，玩英式二十一点，且屡战屡胜。烟熏火燎的欢乐，满脸胡楂儿的笑容。我们待到很晚，埃里克送我回去，把我扛在肩上，有力火热的一只手握住我的脖子，握住，但不紧，我赤裸的脚晃晃悠悠、晃晃悠悠，脚趾耷拉在他的大腿边。他没有把我交到病房门口就完事。他直接把我送到床上，撩起被单，像母亲一样替我四下掖好，还凑过满是胡楂儿的脸，亲了亲我，悄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