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希望，这次被捕是因为抽了“俄国作家”阿列克赛·托尔斯泰一个耳光而遭到的报复。无论他们如何处置此事，最可怕的结果就是驱逐，这个结果我们并不害怕。驱逐和流放对于我们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在大恐怖尚未达到疯狂状态的喘息期，在春季，通常是五月，以及在秋季，都会进行规模相当大的、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逮捕行动。知识分子在经济照例出现问题时便会再次引起关注。彻底消失的情况在当时还几乎不曾有过：人们能从流放地发出信件；刑期一满，他们也能回来，然后再度离家。我们一九三三年夏天在科克捷别里科克捷别里是克里米亚一处作家疗养地，由俄国诗人沃洛申（1877—1932）创办，在国内战争期间曾同时接待红白两方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见过安德烈·别雷别雷（1880—1934），诗人、作家。，他常说，他简直来不及给他众多的“归来者”朋友发电报和写信。显然，扫帚在一九二七或二八年扫过了人智学由德国哲学家斯坦纳（1861—1925）创立，主张以科学方法研究人的智慧以及人与世界万物的联系，别雷曾迷恋并宣传这一学说。领域，于是导致众多人士在一九三三年的归来……在奥·曼被捕前的那个春天，比亚斯特就回到我们这里……三年或五年的流放之后，归来者又落户于距莫斯科一百来里远的一些小城。既然大家都曾“离去”，我们怎么会有更好的结果呢？在这次被捕之前，听到奥·曼在与一些不相干的人大胆交谈，我便提醒道：“马上就到五月了，你还是小心点吧！”奥·曼摆摆手：“那有什么？让他们驱逐吧……让其他人害怕吧，我们可不怕！……”不知为何，我们的确不怕被驱逐。

如果那首写斯大林的诗被发现，事情就另当别论了。奥·曼临走前吻别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时候，想的就是这件事。没有人怀疑这首诗会让他送命。正因为这一点，我们才如此细心地盯着契卡人员的一举一动，试图弄清他们在寻找什么。那组写“狼”的诗不会导致大难，最多也就是集中营……

他们会如何认定所有这些潜在的罪名呢？结果还不是一个样！用罗马法、拿破仑法典之类的法律思想成果来诉诸我们的时代，这是可笑的。惩处机构的工作严谨而又自信。它们有许多目的，诸如铲除脑中留有记忆的证人、建立统一思维、为下一个千年王国的到来做好准备等，不一而足……人们依据范畴被划分为不同层次（年龄也会被考虑进去）：教会人士，神秘论者，唯心主义学者，机敏的人，不听话的人，思想者，饶舌者，沉默寡言的人，喜欢争论的人，具有法律思想、国家思想或经济思想的人，还有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农学家，因为出现了“破坏分子”这一概念，一切挫折和失误都要算在这些人头上。“别戴这顶帽子，”奥·曼常对鲍里斯·库津库津（1903—1975），学者，曼德施塔姆友人。说，“不能与众不同，否则结果很糟。”后来结果果然很糟。但幸运的是，对于帽子的态度有所转变，他们终于认定，苏联学者应该比西方的纨绔子弟穿得更漂亮些，于是，鲍里斯·谢尔盖耶维奇即库津。在服满刑期后还得到一个相当体面的科研位置。帽子是个玩笑，而帽子下面的脑袋才真的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