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专门负责铲除异己的人想出了这么一句行话：“只要有人在，就能立案。”我们在雅尔塔第一次听到这句话（一九二八年），是听作家富尔曼诺夫富尔曼诺夫（1891—1926），作家，《恰巴耶夫》（又译《夏伯阳》）作者。的兄弟这样说的。这位契卡人员刚刚成功地步入电影界，但通过他妻子还与秘密机构藕断丝连，对那种事情有所了解。公寓里住的人大多是为治疗肺结核病而来，而这位富尔曼诺夫却在用海边的空气强化他衰弱的神经，这里还住着一位快乐大度的耐普曼“耐普曼”即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资产者。，他很快便与富尔曼诺夫打得火热，两人想出一个“侦查”游戏，这游戏的真实性能抚慰他们的神经。富尔曼诺夫在图解他关于人和案子的那句俗语，对那位浑身发抖的耐普曼进行审讯，后者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张大网，这张网是用对每个字眼不断扩展的巧妙解释织就的。当时，还很少有人能凭借自身经历彻底地理解我们司法审判的特性：进过熔炉的只是我前面罗列的那几类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帽子底下有颗脑袋的人，以及那些被剥夺了财富的人和耐普曼，即那些相信新经济政策的企业主。因此，除奥·曼之外，并无人留意到这位前侦查人员的消遣方式，这场猫鼠游戏并未引起关注。我也不会注意到这个游戏的，如果奥·曼不对我说：“你快去听听……”我有一种感觉，似乎奥·曼有意把这一切指给我看，他是想让我记住这一切……富尔曼诺夫的游戏使我对我们这个新建国家的司法制度有了最初的认识。这一司法制度的根基就是辩证法和一个牢不可破的伟大思想：“不跟我们走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很早就开始细致观察生活，她比我懂得多。我俩坐在被夜间搜查弄得一片狼藉的房间里设想一切可能，猜测未来，却几乎没说一句与此相关的话……“您要保持体力。”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说。这就是说，要做好长期等待的准备：人们在被驱逐或被消灭之前，往往会一连被关上好几个星期或好几个月，也可能超过一年。定案需要时间。他们不打算不给定案，于是便起劲地在文件上写满各种胡言乱语……难道他们真的认为，子孙后代在查阅档案时也会像如今这些丧失理智的人一样盲目地相信一切吗？或许，这只是官僚制度本能在起作用，是墨水瓶的恶魔在卖力？这恶魔不是靠法律，而是以决议为生，它吞食着成吨的纸张。再说，法律也常常是各式各样的……

对于被捕者的家人来说，等待期间能做的事情只有四处奔走，奥·曼在《第四篇散文》中将这类张罗称作“走门路”，需要去弄钱，去排队送包裹。根据排队的长短，我们可以明白自己的处境。在一九三四年，队排得还不太长。我应该保持体力，以便从头到尾走完这由其他许多人的妻子踏出的道路。但在那个五月之夜，我还明确了这样一个任务，我过去和现在都是为这一任务而活的：我无力改变奥·曼的命运，但我保全了他的部分手稿，背诵了他的很多东西，只有我能挽救这一切，值得为此保持体力。

廖瓦的到来让我们从麻木中缓过神来。那天晚上，由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到来，廖瓦被阿尔多夫阿尔多夫（1900—1976），作家，曼德施塔姆夫妇和阿赫马托娃的好友，阿赫马托娃1934—1966年逗留莫斯科期间常住他家。夫妇带去他们家过夜，因为我们家实在没地方了。廖瓦知道奥·曼习惯早起，便天一亮就赶过来，想和奥·曼一起喝茶，可他在门口便得知了消息。

在那些年里，这个满脑袋奇思怪想的小伙子无论出现在哪里，都会引起一阵骚动。

人们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正在发酵的动力，也明白他在劫难逃。而我们家对于所有易受感染者而言都是瘟疫般的，有致命危险。因此，一看见廖瓦，我便感觉到一阵真正的恐惧：“您走开吧，”我说，“赶紧走，奥夏半夜被抓走了。”廖瓦听话地走开了。这是我们当时通行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