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军官恰好是在我们回家后二十分钟赶来的。显然，有人给他通风报信。是谁呢？可能是住在这幢大楼里的某个特工，是受命对我们进行监视的任何一位邻居，也可能是戳在大街上的“瓦夏”。当时我们还未学会辨认这些所谓的“瓦夏”。经验是后来才获得的，我们常常看到他们毫不掩饰地在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楼前站岗。他们并不藏起身来，而就那样傻傻地杵在那里，这是为什么呢？这究竟是一项让人难以忍受的脏活累活，抑或同时也是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直接恐吓？或许两者皆有。他们在用自己的行为传达这样的话：你们无处可藏，有人在盯着你们呢，我们始终和你们在一起……不止一次，我们一些从未引起我们任何怀疑的好朋友会突然冲我们扔过一句话来，于是我们就明白他们是什么人了，他们为何要与我们保持友谊。这种公开性应该纳入普通教育体系，因为这种话语能稍稍敞开一道门缝，让我们看到远方的地平线，之后，我们的语言就会憋在嗓子里，我们就会变得比水还静，比草还低。比如，我就常常听到一些劝告，让我别再抱着奥·曼的残存手稿不放，要忘掉过去的事情，别再往莫斯科跑了：“有人同意您住到塔什干去……”没有必要问究竟是谁同意的。对于此类问题，他们只会用微笑作答。这些暗示、带着微笑的话语和意味深长的表达，常常会在我心中激起一种疯狂的抵抗：这一切或许只是一个不学无术、仅在对时代主导势力进行模仿的讨厌鬼所道出的无聊闲话？这样的模仿者数不胜数。但也发生过另一类事情。就是在塔什干，当时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住在那里，我们回家时常常会看见被别人扔满烟头的烟灰缸和来路不明的书籍、杂志或报纸，有一次，我还在餐桌上发现一支艳得让人恶心的唇膏，旁边还有一面从另一个房间拿过来的化妆镜。在箱子和抽屉里，有时也会发现这种昭然若揭的无序状态。这些痕迹究竟是按照操作规定的要求有意留下的，还仅仅是那些奉命搜查我们箱子的人开的一个玩笑？开心一笑：“没什么，让他们欣赏去吧！”两种情形都完全可能……要让我们老实一点，干吗不直接来吓唬我们呢？……顺便提一句，他们对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恐吓要超过对我的恐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