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被我们称作“瓦夏”的那些人，我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个，当时已是战后。那些天十分寒冷，他不停地跺着脚，像车夫一样疯狂地舞动胳膊，好让自己暖和起来。一连几天，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出门时，都会不好意思地从这位跳舞的“瓦夏”身边跑过。后来，他的位置被另一个不那么激情四射的人所取代。还有一次，当我们走进喷泉楼位于彼得堡（当时称列宁格勒），阿赫马托娃当时的住处。的里院，身后有闪光灯闪了一下，他们在给我们拍照呢，看来他们决定辨认一下，前来探访这位被黜女诗人的客人究竟是谁。要进入里院得穿过主楼的门厅，通往院子的门由一位门卫把守。在有闪光灯亮起的那一天，我们不知为何在门口被耽搁了很久。耽搁的理由听起来十分荒谬：他们丢了钥匙，或诸如此类。莫非那位偷拍者是在听到我们回来的消息后才开始往相机里装胶卷的？这一切是在那份关于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的决议指苏共中央1946年8月14日颁发的《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该《决议》点名批判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左琴科（1895—1958），幽默作家。颁发前不久发生的，对我的女友的这种特别关注顿时让我浑身掠过一阵寒意。

他们并未给我以这样的关注：我几乎从未有幸获得专人监视。围在我身边的通常不是特工，而是一些庸俗的告密者。只有一次在塔什干，拉里萨·格拉祖诺娃，一位秘密机构高官的女儿，警告我提防来我家补课的一位女生，这位女生是由一位数理系女大学生介绍来的：“她只是想跟您学点东西……”拉里萨偶然在我家门口碰见那位女生，她告诉我，这姑娘“在他爸爸那儿”工作。我安慰拉里萨说，这我早就看出来了：我这位可爱的女学生从不在约定的时间到来，老是希望让我猝不及防，然后再道歉，说最近很忙，要求延期上课……此外，她有着小密探的典型癖好，当我在房间里走动时，她总是忍不住要斜着眼睛盯着我。不难理解，她为何需要来上这些她从不温习的课程……被拉里萨揭穿的这个密探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介绍她来跟我学习的那位女大学生是个不错的姑娘，但显然已落入蛛网，她显得很慌乱，老是试图向我解释什么。我尽量回避这些解释，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女密探一遍又一遍的感叹：“我非常喜欢阿赫马托娃和您的伴侣……”在这个圈子里，他们把丈夫称作“伴侣”。伴侣，一个多么高尚的称呼！而在中央委员会，则称“同志”……

不过这一切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而在一九三四年，我们甚至还未发明出“瓦夏”一词，也猜不透到底是谁把我们到家的信息通报给了那位契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