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再度搜查箱子并再次翻阅手稿的军官，甚至并未发现比亚斯特的长诗不在了，而他一旦发现长诗丢失，便会断定我们已经做了手脚。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建议我不要收拾房间，她的英明主意奏效了，如果我把文件装进箱子，这位契卡人员就会起疑心的。

比亚斯特的两部长诗篇幅很大，只好用菜篮子把它们运出去。这两部长诗被分成多个被称为“片断”的章节。奥·曼很喜欢这两部长诗，或许是因为合法的妻子们在其中遭到了诅咒。比亚斯特将妻子称为“已婚女”，他不愿与妻子生活在一起。几乎是从刚刚身陷一个虽然狭小、但却正常的住宅时起，奥·曼就同样想反抗家庭生活的重负，于是便对比亚斯特赞不绝口。见他喜形于色，我便问道：“谁是你的已婚女呢？难道是我吗？”

试想一下，我们也可能会拥有这样一种伴有心碎、丑闻和离婚的普通生活！世上总有一些疯子，他们不知道这就是正常的人类生活，不知道应该全力以赴地追求这样的生活。为了这样的悲喜剧是值得付出一切的！

比亚斯特把两部长诗交给我保管，长诗是手抄本，用打字机打印很贵，我们和他都出不起钱。这是唯一一份古人所言的“抄本”。我竭力想让比亚斯特明白，我这里是最不安全的存放地，可他就是不信。他在流放归来后感到，我们这个风平浪静、万事如意的家简直就是一座要塞。看到比亚斯特的“片断”被那位夜间来客拿在手中，奥·曼惋惜不已，痛苦地叹息了一声：该怎么向比亚斯特交代啊！这时我突然“产生一股力量”，就像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说的那样，我要把长诗从那位军官处夺回来，给子孙后代留下这些对“已婚女”的诅咒和对婚外美女的赞颂，比亚斯特赞颂的都是高个子姑娘，因为他只心仪身材高大的女性。他不久前曾领这样一个高个子姑娘来我们家听他朗诵“片断”。这姑娘是否保存着他的手稿呢？似乎，她感兴趣的并非比亚斯特，而是比亚斯特从国家出版社挣来的拉伯雷作品翻译稿费。我记得，比亚斯特当时曾抱怨他的继女任性，我听说，他的继女如今住在一个很远的地方，时常很友好地回忆起她那位性格有点古怪的继父。被我抢救下来的比亚斯特长诗现在是否就在她那里呢？

在奥·曼被捕之前就常有民警往我们家跑，因为比亚斯特用我们家的地址在警察局登记，获准在莫斯科逗留数日，以处理他的文学事务。期限一到，他就被逐出这座禁止他继续出入的城市，去往为他指定的地区。我们被抄家时他恰好离开我们家，这太好了，要不是警察来赶他，他或许会赶上搜查。如果撞上那位“军官”，他或许会和他的手稿一起被带走的。他很走运。比亚斯特的第二个运气在于，他没有活到第二次大逮捕，在允许他居住的一个叫楚赫洛姆的地方，他死于癌症，死在自家的床上或医院的病床上。和家庭的悲喜剧一样，这也是一种正常的生活，因此也就是幸福。要想理解这一点，还得读完一所硕大的学校。

在奥·曼的诗作中，我们只抢救出不大一摞不同时期的手稿。从那个时候起，这些手稿就再也没有留在家中。我把它们扎成小捆带到沃罗涅日，想修订文本，编出一份未发表诗作的总目。这件工作渐渐地由我和奥·曼一起来做，他突然改变了对手稿和资料的看法。先前，他不愿再看这些东西，总是一副生气的神情，当他见我并未销毁这些手稿，而是将它们放进了妈妈那只黄色的旅行箱。但是在搜查之后他明白了，保存手稿要比保存人更容易一些，于是他不再寄希望于自己的记忆力，众所周知，记忆是会与人一同消亡的。这些手稿中有一部分一直保存至今，但大部分在两次逮捕期间被毁。在我们这个案件的秘密审理中，对于那些他们起先用公文包、后来用麻袋搬走的纸页，他们究竟是如何处置的呢？用不着去猜测那些纸张的命运，当我们还不清楚他们究竟是如何处置人的……那个时代的见证人能活到今天，一札手稿能得以保全，都应被视为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