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六年（丁巳·1917年），我五十五岁。我自五出五归之后，始终没有离开湖南省境，我本不打算再作远游。不料连年兵乱，常有军队过境，南北交哄，互相混战，附近土匪，乘机蜂起。官逼税捐，匪逼钱谷，稍有违拒，巨祸立至。没有一天，不是提心吊胆地苟全性命。那年春夏间，又发生了兵事，家乡谣言四起，有碗饭吃的人，纷纷别谋避地之所。我正在进退两难、一筹莫展的时候，接到樊樊山来信，劝我到京居住，卖画足可自给。我迫不得已，辞别了父母妻子，携着简单行李，独自动身北上。

阴历五月十二日到京。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北京，住前门外西河沿排子胡同阜丰米局后院郭葆生家。住了不到十天，恰逢复辟之变，一夕数惊。葆生于五月二十日，带着眷属，到天津租界去避难，我也随着去了。到六月底，又随同葆生一家，返回北京，住在郭葆生家。后来又搬到西砖胡同法源寺庙内，和杨潜庵同住。

我在琉璃厂南纸铺，挂了卖画刻印的润格，陈师曾见着我刻的印章，特到法源寺来访我，晤谈之下，即成莫逆。师曾能画大写意花卉，笔致矫健，气魄雄伟，在京里很负盛名。我在行箧中，取出《借山图卷》，请他鉴定。他说我的画格是高的，但还有不到精湛的地方。题了一首诗给我，说：

曩于刻印知齐君，今复见画如篆文。

束纸丛蚕写行脚，脚底山川生乱云。

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

但恐世人不识画，能似不能非所闻。

正如论书喜姿媚，无怪退之讥右军。

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

他是劝我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世俗，这话正合我意。我常到他家去，他的书室，取名“槐堂”，我在他那里，和他谈画论世，我们所见相同，交谊就愈来愈深。

樊樊山是看得起我的诗的，我把诗稿请他评阅，他作了一篇序文给我，并劝我把诗稿付印。隔了十年，我才印出了《借山吟馆诗草》，樊山这篇序文，就印在卷首。

民国七年（戊午·1918年），我五十六岁。家乡兵乱，比上年更加严重得多，土匪明目张胆，横行无忌，抢劫绑架，吓诈钱财，几乎天天耳有所闻，稍有余资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栗栗危惧。我本不是富裕人家，只因这几年来，生活比较好些，一家人糊得上嘴，吃得饱肚子，附近的坏人歹徒，看着不免眼红，遂有人散布谣言，说是：“芝木匠发了财啦!去绑他的画!”一般心存忌嫉、幸灾乐祸的人，也跟着起哄，说：“芝木匠这几年，确有被绑票的资格啦!”我听了这些威吓的话，家里怎敢再住下去呢？趁着邻居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带着家人，匿居在紫荆山下的亲戚家里。那边地势偏僻，只有几间矮小的茅屋，倒是个避乱的好地方。我住下以后，隐姓埋名，时刻提防，唯恐给人知道了，发生麻烦。那时的苦况，真是一言难尽。到此地步，才知道家乡虽好，不是安居之所。打算从明年起，往北京定居，到老死也不再回家乡来住了。

民国八年（己未·1919年），我五十七岁。三月初，我第三次来到北京。那时，我乘军队打着清乡旗号，土匪暂时敛迹的机会，离开了家乡。离家之时，我父亲年已八十一岁，母亲七十五岁。两位老人知道我这一次出门，不同以前的几次远游，要定居北京。以后回来，在家乡反倒变为作客了，因此再三叮咛，希望时局安定些，常常回家看看。春君舍不得扔掉家乡一点薄产，情愿带着儿女株守家园，说：她是个女人，留在乡间，见机行事，谅无妨害，等我在京谋生，站稳脚跟，她就往来京湘，也能时时见面。并说我只身在外，一定感觉不很方便，劝我置一副室，免得客中无人照料。春君处处为我设想，体贴入微，我真有说不出的感激。当时正值春雨连绵，借山馆前的梨花，开得正盛，我的一腔别离之情，好像雨中梨花，也在替人落泪。我留恋着家乡，而又不得不避祸远离，心里头真是难受得很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