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三道栅栏迁出之先，陈师曾来，说他要到大连去。不久得到消息：师曾在大连接家信，奔继母丧，到南京去，得痢疾死了。我失掉一个知己，心里头感觉得异常空虚，眼泪也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他对于我的画，指正的地方很不少，我都听从他的话，逐步地改变了。他也很虚心地采纳了我的浅见，我有“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的两句诗，可以概见我们两人的交谊。可惜他只活了四十八岁，这是多么痛心的事啊!

十四年（乙丑·1925年），我六十三岁。乙丑年的正月，同乡宾恺南先生从湘潭到北京，我在家里请他吃饭，邀了几位同乡作陪。恺南名玉瓒，是癸卯科的解元，近年来喜欢研究佛学。席间，有位同乡对我说：“你的画名，已是传遍国外，日本是你发祥之地，离我们中国又近，你何不去游历一趟，顺便卖画刻印，保管名利双收，饱载而归。”我说：“我定居北京，快过九个年头啦!近年在国内卖画所得，足够我过活，不比初到京时的门可罗雀了。我现在饿了，有米可吃，冷了，有煤可烧，人生贵知足，糊上嘴，就得了，何必要那么多钱，反而自受其累呢!”恺南听了，笑着对我说：“濒生这几句话，大可以学佛了！”他就跟我谈了许多禅理。

二月底，我生了一场大病，七天七夜，人事不知，等到苏醒回来，满身无力，痛苦万分。足足病了一个来月，才能起坐。当我病亟时，自己忽然痴想：“六十三岁的火坑，从此说算过去了吗？”幸而没有死，又活到了现在。

那年，梅兰芳正式跟我学画草虫，学了不久，他已画得非常生动。

民国十五年（丙寅·1926年），我六十四岁，忽接我长子良元来信，说我母亲病重，恐不易治，要我汇款济急。四月十九日，才接良元信，说我母亲于三月初得病，延至二十三日巳时故去，享年八十二岁。弥留时还再三地问：“纯芝回来了没有？我不能再等他了!我没有看见纯芝，死了还悬悬于心的啊!”我看了此信，眼睛都要哭瞎了。既是无法奔丧，只可以立即设了灵位，在京成服。这样痛心的事，岂是几句话说得尽的。总而言之，我漂流在外，不能回去亲视含殓，简直不成为人子，不孝至极了。

我母亲一生，忧患之日多，欢乐之日少。年轻时，家境困苦，天天为着柴米油盐发愁，里里外外，熬尽辛劳。年将老，我才得成立，虚名传播，生活略见宽裕，母亲心里高兴了些，体气渐渐转强。后因我祖母逝世，接着我六弟纯俊，我长妹和我长孙，先后夭亡，母亲连年哭泣，哭得两眼眶里，都流出了血，从此身体又见衰弱了。七十岁后，家乡兵匪作乱，几乎没有过一天的安靖日子。我漂流在北京，不能在旁侍奉，又不能迎养到京，心悬两地，望眼欲穿。今年春初，我到了长沙，离家只有百里，又因道阻，不能到家一见父母，痛心之极。我作了一篇《齐璜母亲周太君身世》一文，也没有说得详尽。

七夕那天，又接良元来信，说我父亲病得非常危险，急欲回家去看看。只因湘鄂两省正是国民革命军和北洋军阀激战的地方，无论如何是通不过去的。要想绕道广东，再进湖南。探听得广东方面，大举北伐，沿途兵车拥挤，亦难通行。心里头如同油煎似的，干巴巴地着急。八月初三夜间，良元又寄来快信，我猜想消息一定不是好的，眼泪就止不住地直淌下来。急忙拆信细看，我的父亲已于七月初五日申时逝世。当时脑袋一阵发晕，耳朵嗡嗡地直响，几乎晕了过去。也就在京布置灵堂，成服守制。在这一年之内，连遭父母两次大故，真觉得活着也无甚兴趣。我亲到樊樊山那里，求他给我父母，各写墓碑一纸，又各作像赞一篇，按照他的卖文润格，送了他一百二十多元的笔资。我这为子的，对于父母，只尽了这么一点心力，还能算得是个人吗？想起来，心头非但惨痛，而且也惭愧得很哪!那年冬天，我在跨车胡同十五号，买了一所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