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孩子很有点夙根，当他三岁时，知识渐开，已经能懂得人事，见到爱吃的东西，从不争多论少，也不争先恐后，父母唤他才来，分得的还要留点给父母。我常说：“孔融让梨，不能专美于前，我家的小翁子，将来一定是有出息的。”

不料我有厚望的孩子，偏偏不能长寿，真叫我伤心!又因国难步步加深，不但上海南京，早已陷落，听说我们家乡湖南，也已沦入敌手，在此兵荒马乱的年月，心绪恶劣万分，我的日记《三百石印纪事》，无意再记下去，就此停笔了。

民国二十八年（己卯·1939年），我七十九岁。民国二十九年（庚辰·1940年），我八十岁。自丁丑年北平沦陷后，这三年间，我深居简出，很少与人往还，但是登我门求见的人，非常之多。敌伪的大小头子，也有不少来找我的，请我吃饭，送我东西，跟我拉交情，图接近，甚至要求我跟他们一起照相，或是叫我去参加什么盛典，我总是婉辞拒绝，不出大门一步。他们的任何圈套，都是枉费心机。我怕他们纠缠不休，懒得跟他们多说废话，干脆在大门上贴一张纸条，写了十二个大字：“白石老人心病复作，停止见客。”我原来是确实有点心脏病的，并不严重，就借此为名，避免与他们接近。“心病”两字，另有含义，我自谓用得很是恰当。只因物价上涨，开支增加，不靠卖画刻印，无法维持生活，不得不在纸条上，补写了几句：“若关作画刻印，请由南纸店接办。”那时，囤积倒把的奸商，非常之多，他们发了财，都想弄点字画，挂在家里，装装门面，我的生意，简直是忙不过来。

民国二十八年己卯年底，想趁过年的时候，多休息几天，我又贴出声明：“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一起，先来之凭单退，后来之凭单不接。”

过了年，民国二十九年庚辰正月，我为了生计，只得仍操旧业，不过在大门上，加贴了一张“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的告白，说：“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这里头所说的“官入民家，主人不利”的话，是有双关意义的。我还声明：“绝止减画价，绝止吃饭馆，绝止照相。”在绝止减画价的下面，加了小注：“吾年八十矣，尺纸六圆，每圆加二角。”另又声明：“卖画不论交情，君子自重，请照润格出钱。”我是想用这种方法，拒绝他们来麻烦的。还有给敌人当翻译的，常来讹诈，有的要画，有的要钱，有的欺骗，有的硬索，我在墙上，又贴了告白，说：“切莫代人介绍，心病复作，断难报答也。”又说：“与外人翻译者，恕不酬谢，求诸君莫介绍，吾亦苦难报答也。”

这些字条，日军投降后，我的看门人尹春如，从大门上揭了下来，归他保存。春如原是清朝宫里的太监，分配到肃王府，清末，侍候过肃亲王善耆的。

二月初，得良元从家乡寄来快信，得知我妻陈春君，不幸于正月十四日逝世，寿七十九岁。春君自十三岁来我家，熬穷受苦，从无怨言，我在北平，卖画为活，北来探视，三往三返，不辞跋涉。相处六十多年，我虽有恒河沙数的话，也难说尽贫贱夫妻之事，一朝死别，悲痛刻骨，泪哭欲干，心摧欲碎，作了一副挽联：

怪赤绳老人，系人夫妻，何必使人离别；

问黑面阎王，主我生死，胡不管我团圆。

又作了一篇祭文，叙说我妻一生贤德，留备后世子孙，观览勿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