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帝对于这些条约是不满意的，对各国公使驻京一条尤其反感。朝臣大哗，坚决反对公使驻京。纷纷上奏，陈明公使驻京的危害。其中以吏部尚书周祖培所奏外使驻京八害折为最有名。他们认为，这是“千古未有之奇闻”。并说：“乃若京师重地，许以久居，则彼将坚筑垣墉，暗列火炮，洋楼则以渐而增，不得不听其侵占。丑类则接踵而至，不得不任其蔓延。潜引奸民，广传邪教，我之虚实，彼无不知，彼之去来，我不能禁。”对外国公使驻京噤若寒蝉，畏之如虎。所以，咸丰帝命桂良、花沙纳到上海与外国公使修约，并在上海换约，以使外国公使不能入京。但英法公使在上海不同桂良、花沙纳见面，坚执赴京换约。他们派兵舰北上，到达大沽口外，以武力胁迫清廷。咸丰帝看在上海换约不成，便命桂良、花沙纳照会英法公使由北塘进京换约，不许其到大沽口。并“与之约定人数，言明换约后不许逗留，不得携带军械，不得坐轿摆队，方可许其进京”。之所以不准英法由大沽口入河换约，是因为大沽海口是战略要地，“布置均已周密”，严阵以待，从此入京对我是不利的。但是，英法“名为换约而来，实系意在占踞天津，借端要挟”。居心叵测，是想凭借武力彻底打垮咸丰帝拒敌侵略的决心，从而在中国攫取到更多更大的权益。

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二十九日，英法等军舰强行侵入大沽海口，连续猛击我南北炮台。炮台将士奋然还击。此战结果，侵略军惨遭失败。清军击毁击沉英、法兵船12艘，击毙击伤英兵460人，法兵14人，英军司令何伯受伤，何伯的副手伤重致死。法军司令也受了伤。清军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辉煌胜利。

这次战役是英法侵略军蓄意挑起的。咸丰帝的上谕指出：“（英法）既为换约而来，并已许其进京互换，是中国已属尽情，毫无他意，何以反先行开炮，肆行骚扰？是伊先自背约，并非我之无信。” 道理在我，义正辞严。对此，远在欧洲的马克思更为明彻地分析道：“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派遣舰队驶入白河的权利，那么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预先就决意要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以前向中国寻衅了。”

但是，这次胜利只是局部性的战役胜利，而不是全局性的战略胜利。胜利之后怎么办？咸丰帝仍然坚持“剿抚兼施”的指导方针。他在上谕中指出：“惟驭夷之法，究须剿抚兼施，若专事攻击，恐兵连祸结，终无了期。不如乘此获胜之后，设法抚驭，仍令就我范围，方为妥善。”

根据自己的实力，在一次战役胜利之后，而乘势寻求战略上的和平，这种做法不能视为错误。

咸丰帝看到了英法报复的必然性。他说：“至夷情狡悍，来图报复，亦在意中。” 因此，他一方面命令直隶总督恒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和平解决的方法，另一方面严饬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加意防范”。同时亲调武成永固炮八尊给僧王使用。僧王在大沽口作了周密的布置，以资防范。一名为“赘漫野叟”的记道：“其于海港竖栅也，用铁工至五六百名，用熟铁至百数十万斤，历时半年始成。于各港内层层密布，谓夷船不能飞渡矣。其于海岸筑垒也，内外各竖合抱大木一层，加帮小木十余层，中以牛皮囊实之，椎筑极坚，谓夷炮断不能攻矣。挖濠深广皆二丈，马队万难超越。截留浙省解京洋铜九万斤，添铸铜炮，增建炮台，不惜数十万之帑金，其区画未始不周密也。” 说僧格林沁因狂妄轻敌而没有做认真的防范布置，简直是太冤枉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