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咸丰帝毕竟是泱泱大国的封建皇帝，他对自己的整体实力和防范措施估计过高，而对英法侵略者的贪欲和国力认识不足。他说：“经此次痛加惩创，自应知中国兵威，未容干犯。” 又说：“该夷蓄意狂噬，遽受大创，自应胆落。” 还说：“朕思僧格林沁海口布置虽已周密，声威亦为该类所畏，原不难使该夷再受痛惩。”说这帮夷类经此“惩创”、“大创”、“痛惩”。就“所畏”、“胆落”了，未免言过其实。咸丰帝的这些夸夸其谈，真有点阿Q的味道哩！

咸丰十年（1860年）春，英法联军真的又来了。这次与上次不同，是作了充分的入侵准备的。他们的战舰和运输船200余艘，军队25000多人，陆续开到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事。六月十五日占踞北塘，七月五日攻陷大沽炮台，七日攻占天津。僧格林沁大军西撤，退守通州一带，以保卫京师。而英法侵略军如入无人之境，“夷众自天津进发，窃伺帝乡，迢迢三百里，毫无阻碍，故无恐怖” 。他们一路烧杀抢掠，追到通州城下。

那么，应该如何评价咸丰帝的“剿抚兼施”的指导方针呢？剿抚兼施，即战和并用的方针，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是有一定道理的。光禄寺少卿焦佑瀛对这一方针做了解释：“驭夷之法，不外战抚两端，能战，则其权在我，而抚局易成；不能战，则其权在夷，而要求益甚，此理所必然，势所必主也。” 就是说，战与和，第一位的是战。只有打胜仗，才能迫使敌方就范，换得和平。如果打了败仗，那就得任人摆布了。即“剿抚兼施”的基点是剿。这个看法也正是咸丰帝的观点。然而战是如何战呢？是速决战，抑或是持久战？这一点咸丰帝的看法则是模糊的。他说：“惟念决裂之后，从此兵连祸结，迄无了期，虽图快于目前，而贻患于将来。” 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持久战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怕“迄无了期”。又说：“从来驾驭外夷，未有不归于议抚者，专意用兵，如何了局。” 又是一个“如何了局”。他只想打速决战，而不想打持久战。这种想法只能是一厢情愿。因为咸丰帝所遇到的夷已经不是鸦片战争前的夷了，他们之间有本质的不同。

一是社会制度不同。过去的夷往往是处于落后的奴隶制阶段或与中国相同的封建制阶段，而现在的夷则是处于先进的资本主义阶段。

二是来往目的不同。过去的夷来往多是为了通商。而现在的夷是为了侵略。

三是力量强弱不同。过去的夷或是属于中国的少数民族，或是臣服中国的四邻国家，力量往往较弱。而现在的夷则是怀着贪婪的侵略欲望的以先进的武器为先导和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的资本主义列强。

咸丰帝及其周围的枢臣们对世界的这个大变化是不了解的，仍然以世界的中央之国自居。而咸丰帝统治下的中国已是国力衰败、人心涣散、士气不振的外强中干的极贫极弱的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国家。《剑桥晚清中国史》说：“（清朝）根本弱点是思想和体制方面，也就是对外国的现实一贯无知，并且有心不去考虑这一现实。最彰明昭著的证明就是他们愚不可及地主张，清帝国的政体应高于所有外国的君主。” 咸丰帝对世界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二三百年前的封建中世纪阶段。四夷宾服，万方来朝，是他们习惯的思维模式。咸丰帝及其某些朝臣习惯地把资本主义列强称为不屑一顾、不堪一击的“夷”。当资本主义列强入侵时，他们往往是主战的。在二鸦期间，主战派往往是不谙世界大势的封建顽固官僚，也有一些是擅长纸上谈兵的英雄好汉。而主和派一般地讲，往往是同列强打过交道，并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的比较开明的封建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