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年过得并不轻松，为了节省话费，郑凡跟韦丽每天互发信息，诉说没有对方的寂寞与别扭。大年初一，郑凡忍不住给韦丽打了一个电话，韦丽在电话里说的第一句话：“我把你给卖了！”

郑凡大年初一听这话，莫名其妙：“把我给卖了，卖给谁？”

韦丽好像嘴里啃着水果，边嚼边说：“卖给我妈。”

郑凡觉得韦丽越说越不靠谱：“你喝酒了？尽说醉话。”

韦丽轻松地说：“没喝酒。我妈逼我跟县里一个倒煤炭的煤贩子见面，煤贩子县城有一幢别墅，两部小汽车，庐阳还有三套公寓，你说我怎么办？”

玩花船的来了，外面响起了剧烈的鞭炮声，突如其来的爆响淹没了郑凡和韦丽遥相呼应的通话。

鞭炮声过后，电话又连上了，事情的真相是，母亲逼韦丽跟煤贩子见面，韦丽跟母亲说自己已经拿过结婚证了，卖水果的母亲根本不相信，韦丽当场从包里掏出了结婚证，母亲看了后被女儿的胆大妄为和忤逆不孝气疯了，她号啕大哭捶胸顿足地要去跳河，韦丽从地上拉起母亲，说：“妈，我陪你一起去跳！”

郑凡问，那后来呢？韦丽说后来母亲突然就不哭了，再也不提跳河了，河水太冷，谁愿意跳？

过年回到庐阳后，韦丽在出租屋里说起那些惊心动魄的事情就像说别人的事情一样，很轻松。卖水果的母亲活得很实际，一家风里来雨里去地做小买卖吃苦受累只是不让一家人饿死，所以倒煤炭的贩子把房子车子亮出来的时候，母亲不可能无动于衷，她对郑凡是硕士还是博士没有丝毫的概念，过年期间问的唯一的一句话：“你们住哪儿，房子呢？”韦丽说：“要房子干吗？”母亲说：“没房子睡在哪儿？”韦丽说：“反正没睡在桥洞里。”母亲说：“你们结婚酒席没办，不算数的，把那个结婚证退掉，不就行了！年前西门老街的何四开摩托车把人撞了，驾驶证就作废了，驾驶证能吊销，结婚证也能吊销。”韦丽一不做二不休地说：“妈，你要是逼我嫁给煤贩子做二奶，我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放火把他的房子全烧了，再多的房子也等于没房。”母亲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得抱着枕头抹眼泪。其实韦丽有点冤枉了煤贩子，人家是死了老婆才托人来提亲的，顶多算填房，不是做二奶。

郑凡将韦丽搂在怀里，说话的声音有些发颤：“对不起，我让你受委屈了！”

韦丽用指头戳了一下郑凡的额头：“你对不起柳燕燕，你让柳燕燕受委屈了！”

郑凡被韦丽的话蒙晕了：“你怎么说这莫名其妙的话？”

韦丽吊住郑凡的脖子：“年三十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你跟柳燕燕走进了一个高档小区里，两个人手牵着手，笑得很下流。”

艺研所工资低，待遇差，所里平时上班也没什么压力，一般上午去半天就行了，下午在家做研究。其实上午去办公室也没什么实际意义，五六个人挤在一间木质地板已经腐朽的办公室里，根本就无法做学问，所以上班对于他们来说类似于一种仪式，一种公职人员忠于职守的象征，大家聚在一起除了躲不过去的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大多数时候是在天南海北地说一些与工作无关的杞人忧天的事情。郭之远所长的政治前途和业务前途基本上已经到头了，所以对手下很宽松，他跟所有的科研机构一样，要求每个人领一个项目或做一个课题，以在家研究为主，之于一个课题或项目两年还是三年完成，没个准数，自己提交一个选题报告就行，也没人来较真，政府现在一门心思抓经济建设，至于研究黄梅戏之类的文化工作，相当于一个人化妆的时候多搽点粉，可有可无，无关大局。郑凡年前已经确定的研究选题是《 黄梅戏民间艺术的都市化流变 》，选题完成的时间拟定三年。郑凡之所以放弃对黄梅戏人物的研究，是因为他觉得严凤英、王少舫这些死了的艺术家还好做一些，而大多数活着的黄梅戏艺术家则不好把握，有的人把人生当戏，有的人把戏当人生，很复杂。郭之远觉得郑凡说得有道理，就劝他最好花五年时间弄一本书出来，做扎实些，到时候争取市里的文化专项基金出版。因为前期郑凡做过三个月的调研，所以郑凡两个月就拉出了提纲，搭好了架子，他觉得完成这本书根本要不了五年时间，年一过，郑凡在考虑自己专业研究的同时，不得不考虑自己和韦丽的下一步日子究竟怎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