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1870年）十二月十九日，一个大事不断之年的无大事之日。

此时的大清国，真可以说是内忧外患，纷沓而来；积贫积弱，积重难返。王朝刚从一场与法国的教案冲突中脱身，日本又跑来要求建立西式邦交。放眼内望，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征战，太平天国与捻军终于成了历史名词，可代价是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打成一片焦土。而西北、西南的叛乱却仍呈不可收拾之势。举凡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云南、贵州，仍笼罩在前途晦暗的血腥内战之中。列强又趁机作浪。不列颠渗透西藏，法兰西蚕食越南，俄罗斯屯兵中俄边境，虎视眈眈，静待时机，大有鲸吞、蚕食并进之势。

可是，在这春节在望之际，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念念不忘的却是降水（雨雪）量问题。

对于像传统中国那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农业大国，像风调雨顺这样貌似平淡，却又直接影响到王朝长治久安的事情，总是如此的可望而不可即。就在这一天写给友人的私函里，李鸿章先是追忆了这几年来的“水旱频仍”，虽然基层屡有豁缓赋税征调的呼声，可是残酷的现实却是各级官府“摊捐叠加”。结果就是“连岁无麦，民食极艰”，尚可聊以自慰的是，本年“冬内得小雪四次，虽未甚霑足，麦苗似均长旺。若讬福庇，稍有春雨接济，定获有秋”。

可惜天不遂人愿。同治十年（1871年）的春天并没有给李总督的辖区送来期待中的春雨，看着辖区内日渐枯萎的麦苗，李鸿章在写给老师曾国藩的信中，甚至要为后者的辖区能够得到“透雨”而特别表示祝贺了。

到三月中旬，旱情仍未有好转，李鸿章也只有在写给恩师的信中继续倾诉苦水：“畿疆春来仅获小雨，麦苗多枯，秋禾未种，殊深焦灼。”但是就在这个三月的后半月，忽然有了转机，出现了连续降雨的天气，虽然降的都是小雨，但“麦苗虽不甚旺，秋禾差可播种”。到五月初，麦子总算保住了中等收成。

就在李鸿章转而“专盼秋谷告丰”的时候，五、六月间形势忽又骤变，连降暴雨，直隶境内“雨水极大，为嘉庆六年以来所仅见”。在这场七十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面前，永定河上游八处决堤，“并将芦沟桥下石堤冲塌”。仅此一项修复工程即估价“约需二十余万”两白银。“天（津）、河（间）、顺（天）三府”同时遇灾，天津四周“数百里一片汪洋”。李鸿章紧急申请截留十万石漕粮赈济灾民，但就算批准也“犹难遍及”。又念及芦沟桥修复工程巨款难筹，不免“仰屋徒嗟，焦灼曷已”。与此同时，安徽到上海一带却又陷入“苦旱”状态，“棉稻歉收”，李鸿章也只有长叹：“岂南北各有一天也！”

到七月下旬，灾情进一步恶化，“津、河各郡竟成泽国”，只有种在高地上的农作物得以保全。可是，从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初四，“连雨六昼夜，高地收成遂又大歉”。

到八月中旬，永定河上的决口增加到了十余处，维修费用估价也提高到了三十余万两。嘉庆六年（1801年）的水灾与之规模相当，当时中央财政尚算充实，当年即拨款一百数十万两赈灾，“次年春夏尚有巨资接济”。而且这些拨款中既有来自国库的公款，又有大量属于内府的皇室私钱，真可以算是家国同构，体恤下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