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连年战乱之后的同治十年，李鸿章既难以得到中央拨款，更难以得到皇室的内币。他能得到的只是十万石漕粮（内江浙漕米八万石，奉天粟米二万石），外加从浙江与江苏采买的四万石赈米（二省各采买两万石）。可是，十万石漕粮只能应急，就算四万石“江浙赈米折价解到”，也不过饥民一月的口粮。虽然后来又追加了两万石赈米，但无疑还是杯水车薪。

尤其令李总督头痛的是，直隶北部地区的农村民居多是“土坯苇墙”，大水浸泡后土崩瓦解，“朔风早寒，僵毙待拯之苦，不堪设想”。又由于“津郡为九河下梢，洪流横溢，平地深至丈余，其四乡难民扶老携幼而来不可胜数”。一时间，天津城内灾民涌动，人满为患。

总之，用李总督写给皇太后和皇上御览的奏折里的话说就是：“本年顺（天）、保（定）、（天）津、河（间）等府霖雨成灾，河堤溃漫，居民荡析。情形极为困

苦。”而在农业中国，饥民往往意味着乱民，而当乱民又变成流民时，问题就严重了。这些还都是眼前的急务，就算应付过去，如果不能及时把来年开春播种需要的种子粮分发下去，还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而且，九月后虽然洪水减退，但“天津、河间低洼之处，积水尚二三尺”，朔风之下悉数结冰，导致冬麦无法种植，故而来年开春不仅要发放种子粮，还要继续发放赈济粮。

可是这又能怪谁呢？连续的内战和外战，导致“畿辅水利废弛已久，收拾为难。年年饥荒，非旱则涝”。最终酿成了同治十年“秋禾既颗粒无收，春麦又补种不及”的灾难性景象。刚上任未久的李鸿章在滂沱大雨中“坐此愁城”，“处民穷财尽之地”，虽自嘲“智力俱困”，“焦惶无措”，但仍要放手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