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李鸿章看到的历史和主流非常不同。在他看来，“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决胜者。若彼之所长，我之所短，尚未探讨明白，但欲逞意气于孤注之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

何况大清国的问题还不止于此，“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莫由。”总之，“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这个大变局就是后来史家笔下的现代化。而李鸿章生逢其时，竟开启了一个足以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时代。

诚然，直隶总督固然是督臣的首座，但毕竟还不是国务总理，帝国首相。这一点确实严重束缚了李鸿章的手脚，不过，由于李鸿章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人事集团，控制了王朝当年的核心地带，逐步掌握了最精锐的陆海军，且深得西太后和恭亲王的信任，办洋务更是公推的头一号权威，从而在实际上形成了李鸿章操盘大清国对外战略运作的局面。而就在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的26年内，在内政上进行了著名的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在对外关系上则非常恰好地伴随着西太后的三次满十寿诞，遭遇了三次严重的外事危机（日本入侵中国台湾、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而李鸿章在整个过程中，无论内政、外交，始终处于第一线的风口浪尖之上。故而这一时代的清廷政治史完全可以命名为李鸿章时代，亦不为过。

对于后世读者而言，最感困惑的莫过于，在这个26年内，何以被誉为“东方俾斯麦”的李合肥相国早已认清当前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也早已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八字战略方针，甚至早已有了“我朝当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当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的气魄，最终却不能励精图治，推动维新，反而被一个东洋小国打翻在地，一生功业毁于一旦了呢？

这个话，说来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