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同治九年（1870年），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各发生了一件注定将为一代又一代史家反复提及的大事。

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非也，非也。

历史本是一个整体，后人把它看散了。试想一个1870年，这地球之上几多大事，又几多小事。生生死死，离合聚散，真是多如牛毛。何以单从欧亚大陆东端拎起一个李鸿章与直隶总督换人，西端拎起一个老毛奇和普法战争开打？正在于这两件事不仅都属于这一年中诸多大事中的大事，二者的相互关联实在也非比寻常。

从最直接的因果关系上说，李鸿章之所以在同治九年被从内战战场上调来当直隶总督，是因为当时中法之间因为“天津教案”问题一度关系非常紧张，法国不仅提出大量苛刻要求，更一度扬言要武力解决问题。此时大清国刚刚结束了对太平军和捻军的内战，西北、西南的十几个省区则仍在继续内战，当然没有力量和法国再开战。眼见新的城下之盟就要签订，岂料吉人天相，欧洲爆发了普法战争，法国被打翻在地，皇帝被俘，内部大乱。李鸿章这才得以顺利解决“天津教案”的善后问题。

试想，要是没有普法战争，李中堂的天津教案如何善后？善不了后，就坐不稳这大清国督抚的头把交椅。但是同样是普法战争把高卢雄鸡打翻在地，逼得后者去海外拓殖，才间接加剧了中法纠纷，为后来的中法战争埋下伏笔。

但是，历史真正的因缘却并不在这些直接影响上。

说来不可思议，正是在普法战争，以及这场战争背后所隐藏的诸多历史因素中，奇妙地隐藏了晚清转型所需要的时代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