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靠了前述各种合力的效果，最终促成了德意志统一这一奇迹性历史事件的完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说陆权文明与海权文明都可从蒸汽动力的陆权化中获利，但后者终究无法把铁路修到海上去，不然那就不叫铁路了。这样一来，陆权文明的收益就压倒了海权文明，而且空间越大的陆权国家，所能施放的能量也越大。如此你有火轮船，日行千里；我有火轮车，也日行千里。你要由海上陆，我却能以逸待劳。这就有了自强的基础，自强的同时求富，富有余力，我可就要由陆向海，做两强兼备的超级大国了！

所以当一个外国记者问俾斯麦，若某一个海军强国以其超强的海上力量，在德国海岸作两栖打击，德国如何措置时，俾斯麦才会说：让当地警察，把他们统统抓起来。这份自信，大清国就没有。但普法战争的历史经验却正是它急需的！

如果说，无敌舰队的覆灭，将海权兴起的神秘，像历史的耳语般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那么普法战争的结束，同样将另一个神秘从一个大洲传向另一个大洲。那就是：沉寂已久的陆权文明，终于又要复兴了！

这就是普法战争在战略学层面上的历史意义。也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大清国自强运动可能成功的历史枢机。

有了这个纵深认识，我们就该明白，1870年的普法战争实际上预示了如下四大时代命题：

第一，教育开始成为一种战略资源，可以直接贡献于富国强兵，而且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性日趋增高。

第二，在一个多元化、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理性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必不可少。

第三，自海权的全球崛起以来，陆权文明第一次面临着全面复兴的历史机遇。

第四，电报、铁路与参谋本部制度的结合构成了新的军事革命风潮。

这四大时代命题给大清国带来了特殊机遇。

大清国不正是一个大陆国家吗？中国不是有着悠久的重视教育的传统吗？或许，唯一的遗憾就在于自秦汉大一统之后，中国经历了太长久的一超独强经历，从而形成了天朝无外交的不利现实。但是，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震撼后，大清国不是也开始翻译《万国公法》，开始引进西洋技术了吗？李中堂不更是被称为“东方俾斯麦”，一贯以其现实主义外交观令洋人刮目相看吗？

何以历史最终留给后人的却不是一部成功的传奇，反而是一曲悲凉的挽歌？个中曲折，却正要从中日两国近代的是非恩怨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