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如宿命的注定，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后的第一个外交对象，竟不是欧美列强，而是中国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

日本嘉永六年六月初三（1853年7月8日），就在大清国深陷一连串惨烈内战的同时，日本发生了黑船开关事件。从此，日本和大清国一样，被迫卷入了欧洲列强构建的力学世界。经过15年的内部斗争，日本于1868年（清同治七年）改元明治，举国维新。从那一刻起，日本人开始全力追赶欧美列强。他们不仅变革了传统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诸般制度，甚至连国民的衣着服饰、发型居所也进行了大胆的转型。他们的口号是：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

这种敢于将自己置于不文明、不开化地位，举国一心，奋起直追的姿态，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但其背后所暗藏的弱肉强食与远交近攻的指导方针，又是令人忧心忡忡的。

同治九年（1870年，日本明治三年）八月初八，日本以柳原前光为使，先到天津拜见了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三口通商大臣成林，随之向中国递出了建立现代外交关系的国书：

大日本国从三位外务卿清原宣嘉，从四位外务大辅藤原定则等，仅呈书大清国总理各国事务大宪台下：方今文明之化大开，交际之道日盛，宇宙之间，无有远迩矣。我邦近岁与泰西诸国互订盟约，共通有无；况邻近如中国，宜最先通情好、结和亲。而唯有商舶往来，未尝修交际之礼，不亦一大阙典也乎？曩者我邦政治一新之始，即欲遣钦差公使修盟约，因内地多事，迁延至今，深以为憾焉。兹经奏准，特遣从四位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正七位外务权少丞藤原义质，从七位文书权正郑永宁等于中国。预前商议通信事宜，以为他日我公使与中国定和亲条约之地。伏翼贵宪台下接右官员等，取裁其所陈述，谨白。

这份国书，调子不可谓不高，措辞不可谓不亲善。但高调与亲善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近乎残酷的外交现实。

照纸面上的说法，各国建立现代邦交是必然的，也是互利的，可是，所谓“我邦近岁与泰西诸国互订盟约，共通有无”的背后，隐藏的却是西洋列强强加给日本的一连串不平等条约。对于这些不平等条约，日本政府是日思夜想，急于消除。鉴于军事力量与西洋列强差距太大，日本政府只能寻求和平修约之道。因为当初列强在签约时以日本法体不完备为理由，强加治外法权给日本，为了打开僵局，日本政府不惜快速全盘引进欧式司法系统和警察体系，并在维新之初就组建了庞大的出访使团，游说欧美列强，希望能够通过证明日本已经可以在法警体系上与国际接轨来换取列强的修约。可是，残酷的现实却是，当初列强以日本不够文明为理由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现在日本“文明”了，列强还是不同意修约。这才让日本政府进一步确认，当前的国际形势就是四个字：弱肉强食。

至于“邻近如中国，宜最先通情好、结和亲”同样暗藏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