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明治政府的权力核心是由萨摩藩、土佐藩、肥前藩、长州藩等四大藩所组成的。这四个地方势力在推倒德川幕府的过程中组成联盟，但在新政府成立后，无论是内部的权力分配，还是对新政府的定义，乃至对外战略展开的先后主次定义，都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和冲突。

明治元年（1868年，同治七年），长州藩出身的木户孝允（即桂小五郎）认为，维新政府应该“主动”与朝鲜（当时也被称为韩国、三韩）建立现代邦交，“如果韩国顽固不恭，日本应可举兵膺惩”——显然，对长州藩而言，隔海相望的朝鲜就是最好的猎物。而萨摩藩的藩主岛津齐彬则如前所述，早已建议征讨福州、台湾，从而“置根据地于亚东大陆之上”——对他来说，显然台湾和福州更近而且更切合自身利益。

当然，并非所有的日本政界人物都以地域眼光看国际问题。如同样是萨摩藩的实力人物，西乡隆盛就主张入侵朝鲜，并以他为中心，聚集了福岛种臣、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内阁大臣，及桐野利秋、蓧原国干、村田新八等军界干将，声势非同小可。久留米藩的藩士佐田白茅在赴朝鲜调查后，甚至认为，只要日本出兵，“不出五旬”便可“虏其国”。而且，“当天朝（指日本——笔者注）加兵之日，则遣使于清国，告以伐朝鲜之故。若清必出援兵，则可并清而伐之。”甚至认为“吕宋、台湾”也可以“唾手而得”。

而西乡隆盛的小同乡，与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同为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则认为从长远讲，韩国、台湾都要征，但如以近期论，则韩国、台湾都不能征。无论征谁，都必然陷入与清国的战争中，而这场战争目前日本是没有希望取胜的。必须忍耐，贯彻内政优先的方针，待到从根本上确立了日本的相对优势，才能进而北取朝鲜，南侵台湾。这个观点得到了执政三条实美、右大臣岩仓具视、阁员大隈重信、大木桥任，及伊藤博文、井上馨、黑田清隆、寺岛宗则、陆奥宗光、涩泽荣一、川村纯义、大山严等潜力股的大力支持，从而形成了著名的“缓征派”——注意，是缓征而不是不征。而西乡隆盛为代表的征韩派则往往又被更准确地称为“急征派”。

这一缓急之争，贯彻明治维新后数十年的日本政坛决策史中。在明治初年，占据上风的是缓征派。但是，在对朝鲜半岛暂时持观望姿态的同时，在另一个战略方向上，日本却采取了积极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