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洋高参的建议，福岛种臣深以为然。不仅多按其规划行事，还现学现卖地教育起了日本军人。据外务少丞郑永宁在《福岛大使适清概略》中记载，当时：

……闻海陆军之士凭空偶语，有不待朝命，自谋讨伐生蕃者，福岛忧之。乃劝谕曰：“壮志义气，无非为我君。然若不名正言顺进行征讨，则等同寇尔。幸勿暴虎冯河。种臣谋之，有虑者有三：外国窥伺台湾久矣，一也；清政府仅治其半，而自谓全有，二也；生蕃野性好胜，视死如归，乃其三也。种臣愿借外务之权除此三虑，而后专恃诸君之力，取此地位我有，永镇皇国之南门。”此辈听之，过激之气始平。

显然，这些说辞和先外交后动武的构思，都是李高参的高论。有意思的是，同为西洋高参的史密斯却坐了冷板凳。其原因很简单，因为作为国际法专家的史密斯从严格的国际法的角度驳斥了李让礼的谬论，认为台湾的主权归属是毋庸置疑的，就算日本历史上曾经拥有过台湾，也不能作为出兵的理由，因为近二百年来日本早已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有在解决琉球问题时，台湾问题才可以被顺带利用一下。

对于史密斯的建议，福岛自然不以为然。而外交场上的另一个新变化，则为福岛的图谋提供了极好的突破口。

如前所述，中日双方围绕着友好条约第二条问题争论不休，就在这时，清廷又因为外国使节觐见清帝的礼节问题而和欧美列强产生纠纷。后者一再于渤海湾进行联合海军武力炫耀，清廷也在大沽一带频繁进行军事调动，似乎是千钧一发的形势。日本认为可以转向这个问题与列强共进退，同时伺机以台湾事件探寻中方口风。所以福岛种臣的这次来华，首先是和中方正式换约，其次则是参与觐见问题的争论，同时顺带寻找“解决”台湾事件与琉球问题的突破口。

福岛在赴华前曾面见日皇，坦言此行目的在于“欲制列国觊觎台湾之野心，欲收生蕃之地于版图，欲得土地于清朝，欲收中国之民心”，并大言不惭地说：“此数者，非臣不能任。”

就这样，1873年2月28日，福岛受命为全权大臣来华，同行的还有那位西洋高参李仙得。桦山资纪也终于等来了一展身手的机会。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当桦山在明治五年九月十五日赴陆军省陈述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事宜的建议后，终于在十月八日接到了通知，称“有要事，明九日十时参朝”。第二天，他便领受了派赴“清国台湾视察”的指令。但是，由于同行的外交官——福建领事井田让辞职，新任迟迟不能任命，使桦山难以迅速成行。在等待的期间，日本政府决定自明治五年十一月废止太阴历，改行太阳历，于是，明知五年（1872年）的十一月三日就成了明治六年的元旦，也就是西历1873年的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