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6月9日的上谕还在途中的时候，苦于无米之炊的沈葆桢已于6月12日（四月二十八日）上书恳请军事增援。沈的上书还没抵达北京，李鸿章已于6月15日（五月初二）不谋而合地致函沈葆桢，表示自己可以解决调兵难题。

原来，早在沈葆桢刚接到命他巡视台湾的上谕后，他就意识到日本此次来者不善，绝非空口所能解决。值得注意的是，沈葆桢发现问题后，致函李鸿章，大呼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而李鸿章终于在此前的5月19日（四月初四）确定日本确实出兵了。在接到沈葆桢的求救信函后，他在6月14日、15日（五月初一、五月初二）的回信中相继表态：现在国家装备最精锐、训练最有素的部队都是我的旧部，最先进的武器也都在我的辖区内，我岂能坐视不救？李鸿章在6月15日的回信中明确指出，“徐州之记名提督唐定奎，朴干能战”，其麾下所部武毅营原属刘铭传的铭字军系统，有16营兵力，其中马队3营，步兵13营，“均系枪队”，当年追随刘铭传“历剿粤、捻，号称劲旅”。现驻扎徐州，被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李宗羲“倚为保障”。其中步兵13营6500人可由“唐提督统带”，“由徐移至瓜洲，派轮船径驶该口，分批航海前去”增援台湾。剩下马队三营则留防徐州。

要调唐部赴台，必须得到两江总督李宗羲与江苏巡抚张树声的同意。好在前者是李鸿章的科考同年，后者是李鸿章的淮军旧部。李鸿章乃以私函沟通，先于6月20日（五月初七）致函关系密切的张树声，继而于6月23日（五月初十）致函李宗羲，无外乎替沈葆桢诉苦，指出沈“颇有发愤为雄之概。惟只身赴台，手无劲兵”，“订购铁甲船，亦虑缓不济急。惟闽省勇营本少，枪队尤少，绿营兵更不可用”。故而只有调唐部援台，因为“东南数省尚无此现成大枝枪队”，唐部“又扎闲地，暂可挪移”。最后李鸿章还似乎漫不经心地顺笔说到，长江口是不会遭到日本攻击的，实则是给李宗羲解压，以使之痛快地同意调唐部援台。接着就陷入了一个新的等待时期，直到6月24日（五月十一日），李鸿章初步确信调唐部无大问题后，这才正式致函总署，表示可以调唐部增援台湾，并希望总署能“令津沪各局，先尽现存炮械军火，陆续解济”。

这一运作过程充分表现了当时大清国的人情政治已经到了完全替代正规制度运作的程度，而更深层的悲哀则在于之所以人情政治能无视正规制度，正在于正规制度更加糟糕。君不见，两次鸦片战争都没能打出一个外务省，最后搞个总理衙门还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不是总理外国事务衙门。而且这个衙门也是可怜得很，当其创办之初连常设经费都没有，只能从户部每月赊借300两白银，日后再由南北洋各省督抚的海关提留中分摊偿还。当其运转之初，自然也没有启动资金，只能再向户部预支3000两白银，这才勉强开张。至于宪政政府、参谋本部之类的机构，大清国就更没有了。所以李鸿章等人也只好搞人情政治、天才外交了。但是，再大的天才也难为无米之炊，交通、通讯手段的落后，严重限制了李鸿章的外交天赋的发挥，大清国就像一个迟钝的恐龙，反应总是严重滞后于形势的发展，李鸿章的天才外交也就不免蜕化为恐龙外交了。

不过仍有值得肯定之处是，李鸿章个人的反应再次走在了同僚的前面，就在6月24日（五月十一日）致总署的公函中，李鸿章提出了“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的战略指导方针。并坦言“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而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