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原答以“与岩仓大臣议事不合”。李鸿章遂不无调侃地对柳原说出下面一番话来：“十年来华公使伊达，十二年来华公使福岛，回去即退休，是贵国用人行政无常”，还是来华钦差不利呢？对了，说起来你柳原“九、十、十一、二等年同来”，只因为不是公使，所以“官则一年高一年，今作公使，要小心些！”

对此，柳原自然也只有点头称是。

接着双方便开始切入日本入侵台湾一事，柳原抓出一连串的枝节问题纠缠不清，于是逼出李鸿章的连珠妙语：

一面发兵到我境内，一面叫人来通好；口说和好之话，不做和好之事，除非有两日本国，一发兵，一通好也。

且生番所杀是琉球人，不是日本人，何须日本多事？

你去年才换和约，今年就起兵来，如此反复，当初何必立约？我从前以君子相待，方请准和约，如何却与我丢脸？可谓不够朋友！

今日如此办法，中国文武百官不服，即妇孺亦不服，中国十八省人多，拼命打起来，你日本地小人寡，吃得住否？大丈夫做事，总应光明正大，虽兵行诡道，而两国用兵，题目总要先说明白，所谓师直为壮也。

惟日本二百余年未与中国立约，并无一兵入中国边界。今甫立和约，而兵临我境，你对不起我中国，且令我对不起我皇上百姓。若有约各国皆如是，天下岂不大乱了？

柳原既不能在谈判桌上占得便宜，也只有抓些枝节问题拖延时间。可西乡终究无法在战场上赢得军事胜利。最后问题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解决。于是便有了8月间日本全权大臣的来华。

这位全权大臣，便是大久保利通本人。

大久保在日记中忧心忡忡地写道：

经仔细考虑，此次奉命任务，实为极不易为之重大事件。如谈判不得终结，就此归朝，则使命不完成，固不待论。而最可忧者，为国内人心，以事情迫切，有战争朝夕可至之势。如人心无法收拾，战端终于不得不开之期，可以立待。若然，不但胜败之数，固然可惧，且我无充分宣战之名义。柳原公使觐见（清帝）虽遭拒，但仅此殊不足以言战。若然，势必至无理开战，届时不但人民有议论，且将受各外国之诽谤，蒙意外之损害，终而招致损及我独立主权之大祸，亦不能谓其必无。所以也只能自找台阶，称“和好了事，原为使命之本分，故断然决行”。

这番离奇表述的背后隐藏的却是日本当时的财力与军力都经不住持久的尴尬事实。

8月6日，大久保离开东京赴中国谈判，张口就要赔款300万银元，可谓十足的讹诈。对此坐镇津门的李鸿章当然不会答应。远方的沈葆桢也不会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