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大清国的官员们并不完全了解日本的内情，但至少沈葆祯在9月10日（七月三十日）写给李鸿章的信中已看出：“大久保之来，其中情窘可想。然必故为狡宕，以示整暇，不肯遽就范围。是欲速了结之意，当在彼不在我，我既以逸待劳，可不求速了。”故而沈葆桢在上奏中建议：“倭备虽增，倭情惭怯，彼非不知难退，而谣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吓，迁就求和。但我厚集兵力，使其无隙可乘，自必贴耳而去。”

李鸿章对此深以为然，9月29日（八月十九日），法国公使经烟台过天津，李鸿章与之交谈时特别强调：“此事确是日本大错，始欲强占蕃地，占地不得，则欲贴兵费。中国待他始终不错，你想：若令占地或贴费，中国颜面如何下得去？将来若请各国公评，难保无暗中偏护日本者，无论如何说法，占蕃地、贴兵费二者断不可行。总署与外间亦断不能允。”李鸿章更暗示对方，如果其他国家打着调停的旗号替日本谋求赔偿，必然被中国回绝，到时“莫怪中国轻慢各国朋友，务请贵使牢记勿忘”。

可惜北京城里的当政诸公却并不如此看问题。

据说，在他们看来，十月初十就是西太后的四十寿诞，日本入侵台湾一事还扯个尾巴，久拖不决，岂非大煞“盛世”风景？

又据说，他们更真实的担心是当时大清国内战不断，与英俄的关系又紧张，害怕再与日本开战。

又据说，此时西太后、东太后、恭亲王和小皇帝之间关系复杂，权力斗争激烈，难以形成有效的对外方略。

又据说，此时大清国内战未息，财政吃紧，不敢贸然再与日本开战。

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也许永远无法说清，但从结果上看，大清国确实不可思议地选择了一条惊人的软化处理道路。

大久保也很精明地及时绕过了天津的李鸿章，直接进京交涉。日本国内也极其团结，陆海军拧成一股绳，做出不惜一战的准备，在野的西乡隆盛也全力支持现政权，虽说有人劝他抓住大久保不在的良机夺权，但西乡断然拒绝。

9月14日（八月初四）到10月23日（九月十四日），日方代表与总理衙门谈判七次。其间，桦山仍力主一战，但大久保深知，战是不可能了，关键是如何体面收场。

大久保的体面底线就是迫使大清国承认日本此次出兵台湾是“保民义举”。这个底线暗藏两个玄机，首先，承认了这一点就开脱了日本的侵略实质。其次，前文中已经说明，整个事件中死的都是琉球国民，而日本对“保民义举”中“民”的解释恰恰是日本国民，这就是日后条约中所谓的“台湾生蕃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中国承认日本此行为“保民义举”，也就等于间接地默认了琉球是日本的主权所属。这就为日后吞并琉球预设了外交伏笔。

而大久保的手段高明也正在于此，他不会坐以待毙，就“保民义举”论“保民义举”，如此辩论来去，早晚露馅。大久保的做法是以攻为守，并在以攻为守中混淆主题，甚至额外得利。

大久保的外交攻势包括了两个方面：其一，要求中方赔偿军费；其二，否认中方对番民地域的主权拥有，连带的就产生了所谓的在台日军久驻与撤离问题。

这两点都是中方绝对不会认同的。关于赔偿军费一节，大清国既不愿意给一个小小的日本赔偿军费，更不能接受大久保开出的300万的数目。而对番民主权的辩论也非常激烈。在台湾的日本侵略军组织当地居民进行土地贸易，故意问土地是他们个人的还是台湾府的。要知道，大清国可是不搞土地公有制的，居民自然说地是自己的，于是日本人便记录下来，当作该地是非主权范围的“证明”。却不知这么一证明，英国、美国遍地都是非国有空地等着去圈地呢！同时，中方则调出户部数十卷纳税记录，证明台湾番民一直对朝廷纳税，而且声明当初所谓的“杀人者皆属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只是说生番是化外之民，并未说该地是无主之地。